“传销组织层级间没有信息流动，级别越高越接近骗局的真相。”他开始上网查找传销的原理，一天天动摇着曾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
在网吧最终想通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给母亲打电话大骂自己不孝。
随之而来的是耻辱和自责，两年间因为家人“不理解”自己，他不惜与家人翻脸。干传销不久，他把自己的亲姐姐拉进了传销组织，亲手毁掉了她的家庭。
回家之后，李旭不愿再迈出家门，“‘传销’两个字就像贴在脸上，大老远看到熟人就会躲起来”。他开始没日没夜地逛各种“反传销”论坛排解苦闷，逐渐成为资深的“反传”版主。
2007年，在与母亲的一次激烈争吵后，李旭揣着700元，带着在论坛里积攒下的人脉和勇气离开家，走出了“反传”的第一步。
他还记得在葫芦岛救下的第一个受害者。“感觉人生重新有意义了，迫不及待地想救下一个人。”李旭推了推眼镜，笑着把自己的那段时期称作“激情反传”。几年后，李旭到北京，创办了反传组织，“要救更多的人”。
反传协会的志愿者几乎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来说，一次成功的劝说不仅救赎别人，也是在救赎自己。
32岁的志愿者赵学兵也曾做到和李旭一样的级别。离开传销组织后，他整夜失眠，“经常梦到自己骗家人朋友的场面，然后再看到他们骗更多的人”。
“吃饭，等死。”赵学兵吐了一口烟，如此描述当时的生活。直到他得知北京有地方可以反传销，才义无反顾来到这里“赎罪”。
“现在除了救人救己，我还很期待醒悟的受害者对我表达感激。”赵学兵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24岁的小张是个“见习期”的反传志愿者。他在上大学时被骗搞传销，后来赵学兵连续劝说他5天，才把他从骗局中叫醒。他当场决定留下来做志愿者。
“一个传销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我看不下去。”小张声音颤抖，表情严肃地说。
“传销受害者很封闭，他们只愿接受同类人的信息。”李旭说。为此，李旭团队的志愿者曾扮演过孩子的老师、父母的朋友，先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再进行沟通。
这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技巧，李旭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角色扮演”。
无论他们如何追赶，都无法追上传销蔓延的速度
赎罪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谈话室里，辱骂、攻击志愿者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受害者刚坐下就朝志愿者吐口水，有些干脆拿起杯子把水泼到志愿者的脸上。
外出解救传销者的志愿者，则要蹲守在传销组织上课、活动的必经之路上，通常从早上5点到夜里12点不间断。碰上好运气，或许两个小时就能找到需要解救的受害者，但更多时候，蹲点的时间需要以天来计量，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
即便如此，蹲守仍然可能是徒劳一场。
除了长时间蹲守的疲惫，外出解救还藏着时刻都可能发生的危险。
赵学兵谈到去年在合肥的一次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我正在宾馆里劝说一个受害者，突然房门被踹开，他的几个同伙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来抢人。”赵学兵举起手比划着说，“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在一次解救过程中，李旭被传销组织的人尾随，五六个彪形大汉把他从出租车里拖出来拳打脚踢，“眼镜打飞了，身上疼了一个月”。
一名已经离开的志愿者，甚至被围攻的传销者从背后捅了三刀，其中一刀，差点就捅到心脏。
然而，疲惫和危险都可以承受，反传志愿者承受不起的是经济和家庭的压力。
赵学兵已经做了4年志愿者。他去年结了婚，现在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在成都打工。他坦陈自己考虑在一至两年内“退役”，“为了孩子，还是需要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在反传协会，他和其他志愿者一样，每月仅可拿到少量的“零花钱”，“够日常的吃穿”。
对直接找上门的受害者，反传协会除了免费救助，还提供食宿；对于需要志愿者去外地救助的受害者，收取2000至3000元的“赞助费”。可无论他们如何追赶，都无法追上传销蔓延的速度。每年解救2000余人，与1200万名传销者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为增强自己的“公信力”，让传销受害者认准自己，李旭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在协会的网站上，李旭在各大媒体上的报道填满了整整3个页面，“还有些报纸和地方电视台重复报道，没地儿放”。
反传协会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成立6年来，不少老资格的志愿者“单飞”后另立门户，在网上挂上“资深‘反传’专家”的称号，然后随意定下救人的价码。
这让李旭感到心痛。
更让他心痛的是，协会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经常接到传销受害人的报警，称自己被志愿者非法拘禁。民警到现场后，厉声训斥受害者搞非法传销。临走时，民警特别嘱咐：“有条件就装上防盗窗，别让这些人跳楼。”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刘卫军、赵学兵均为化名）
原标题：传销遇上反传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