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士兵与日军展开巷战。（资料图片）
杨汉域“聚歼倭寇于此”的勒石。
1939年12月，长沙民众箪食壶浆慰劳抗战勇士。 （资料图片）
杨森的27集团军20军驻守湖南平江，在4次长沙会战中战绩突出
1938年前后，当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后，作为第九战区主战场的湖南，成为日军打通南北补给线的最后阻碍。1939年，日军集结10万兵力，准备一举拿下湖南。未曾想，日军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6年4次会战，等到长沙完全失守时，抗战也进入了尾声。
在守卫湖南的众多中国军队中，川军可谓来得最早，也是走得最晚的一支部队。也许是因为湖南话和四川话相近的原因，四川军人和当地居民很快打成一片。即使是在70年多后的今天，当年川军浴血奋战的故事还在当地老百姓中口耳相传。
扼守湘北要地骁勇善战，被称为杨家将
1938年11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很快入侵湖南。
湖南地处长江以南，东临江西，北交湖北，南接广东，西连重庆和贵州。和四川一样，湖南成为支援全国抗战物资和兵源的大省。
在历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后，主要由川军组成的第27集团军第20军，在杨森的带领下，于1939年前后到达湘北平江驻守，负责阻击日军。
平江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位于幕阜山区，是第九战区用以储存粮食、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的“仓库”。
蒋介石曾叮嘱杨森说：“长沙失守，你没有责任；平江失守，你负全责。”由此可见平江的战略重要性。杨森和川军在平江这一守，就是近7年。
初到平江，20军就与附近驻守通山的日军来了个短兵相接。这一战，日军被歼灭100多人，附近的交通和通信被尽数切断。
之后，在杨森和他的侄孙、134师师长杨干才的谋划下，通山以东的南林桥也被川军拿下。12天内，20军连挫日军7阵，彻底在湖南打出了“名头”。
因20军为杨森所率领，且数位部下为其族内后辈，所以湖南当地的报纸，把杨森等一众川军将领称为杨家将。
一次长沙会战缴获地图，扭转被动局面
1939年9月，10多万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向长沙入侵。
大战在即，不论是第九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薛岳还是杨森，都深知这一战的重要性——长沙一旦失守，便意味着第九战区彻底沦陷，日军在中国的南北补给线将完全打通，抗战形势将急转直下。
杨森专程赶到长沙，向薛岳献计，提出以诱敌深入兼截断敌后的方式迎战，并主动承担截断敌后的任务。
尽管战前已经做了充分部署，可真正开战后，日军第33师团竟没有出现在预想位置，而是鬼使神差地绕到了杨森总部的背后。当时杨森的主力部队全都不在身边，把杨森着实将了一军。到9月26日，日军主力已经一举突破包家岭，直逼杨森所在之处。
危急时，杨森下属杨汉域所部及时赶回，才解了燃眉之急。此后数天，川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直到白沙岭一线的一次战斗，杨汉域所部击毙了一名日军军官，“抢尸”成功后，从他身上找到一张作战地图。正是这张地图，让一直挨打的川军“找着了北”。
根据当时的战局和这幅作战地图，杨森判断，日军33师团的主力已深入至长寿街附近。刚好南北都有自己的部队和友军，杨森当即决定：合力围剿。
此后，20 军的 133 师、134师和赶来增援的79军，合力在长寿街压制日军，利用地形优势，重创日军，迫使其撤退。
杨森下达了追击命令，日军抛弃大量辎重，才得以逃脱。与此同时，长沙会战的正面战场也传来捷报，日军主力未能抵达长沙，便被击退。
因为杨森所率部队的出色发挥，战后，他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27集团军总司令。
二次长沙会战五人小组，炸毁日军军列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两年后，1941年，日军再度集结来犯。这一次，日军最高指挥官从冈村宁次变成了阿南惟几。
会战中，受命在鄂南敌后打击日军后勤线的川军30集团军新14师38团1营4连1排排长邓遂良截获情报：日军有一辆军列将要从武汉出发增援长沙，列车满载弹药，还有上千日军。
邓遂良手下连自己只有5个人——他的情报组分成5人一组分散活动。恰恰这时电台出了故障，无法将情报发出去。怎么办？邓遂良召集大家出主意。组员黎志成，这个脑子灵活的成都小伙子提出用炸药炸军列。
可要在日军重兵警戒的铁道上埋炸药，谈何容易。5个人仔细商量后，决定在列车到达前几分钟才从隐蔽点跳出来埋炸药。就算列车上的敌人发现了，列车也会因惯性无法停车，躲不过这一劫。
5人带上足以炸翻两列火车的炸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隐藏起来。远处传来火车的鸣笛声，留下1人警戒，其余4个人迅速跳出，在轨道上埋下80块颗型炸药，又赶快跳回来。两三分钟后，震耳欲聋的巨响冲天而出，紧接着，列车上满载的弹药发生了连环爆炸。
5人小组无一伤亡，日军交通被阻断了很久。会战后，邓遂良被授特等功，全组授集体功。
第二次长沙会战初期，因为重要的军事情报被日军破译和其他一系列原因，中国军队一直处于不利局面，节节败退，甚至长沙一度被日军占领。
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军退出长沙后，中国军队整军追击，表现最突出的是川军20军133师339团。
据339团团长陈德邵回忆，当时他率部不断击溃日军掩护部队，一直追到新墙镇东南，那里是大批日军的宿营地区。
一个爱国民众赶来向陈德邵报告说，大批日军在他们村庄附近搭设帐篷睡觉，他愿意带路夜袭日军。陈德邵立即派第一营轻装夜袭。在带路人的帮助下，川军轻松绕过日军设置的警戒线，摸到日军驻地腹地。
第一营发射信号弹，然后朝宿营的日军猛烈开火，陈德邵率领第二营从外面夹击。日军措手不及，被打得人仰马翻。随后，日军发射大量毒气炮弹，川军部队装备了一部分防毒面具，戴上继续战斗。
激战近一小时后，398团和397团先后赶到，分两路夹击，日军不敌，狼狈逃窜。
激战一晚，到第二天早晨，这股日军才在飞机的掩护下，赶到新墙河，仓皇跳入水中渡河。
因为河水拦路，马匹负重无法涉水，日军只得全部丢在河边，大量马匹被击毙。战后，133师全体官兵饱餐马肉数日。
三次长沙会战激战墓园，全歼山崎大队
1942年元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临近结束。日军第六师团在企图攻占长沙失败后撤退，日军又从武汉调来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向福临铺地区前进，以接应从长沙撤回来的第六师团。
在行军必经之路的福临铺影珠山，这个混成旅团与滇军第58军和川军第20军相遇。为突破影珠山，日军派出装备精良的山崎大队，绕上主峰，突击了58军的指挥部。
杨森的指挥部设在山下一座庙内。如果影珠山有失，将直接关系到围堵北窜之敌的成败。杨森立即命令133师夏炯派兵火速组织力量支援58军，又将在另外战场上的134师李怀英营抽出，夏炯又将133师部的伍云春搜索排叫来，3支部队组成一支突击队，由李怀英指挥。
李怀英到达山头的时候，日军占据着山顶和山顶下的一处墓园。
李怀英决定全营的3个连同时使用，以7连担任正面突击，副营长罗建秋担任指挥，并命令骑兵连全连投入战斗，与7连左右齐头并进，突击当面之敌。凌晨，骑兵连配合7连发动了几次强攻，日军顽强抵抗。3个小时过去后，突击队伤亡惨重，骑兵连一排长邓桢铭在冲锋中阵亡。
此时，山下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状态，夏炯不断打电话询问山上情况，严令：“形势危急，关系到我军存亡，非拿下山头不可！”
现场几个指挥官拼命想办法。搜索排长伍云春发现了日军一个火力死角，组织起58军一个连的散兵，两边一起猛攻，终于合力冲上山头。
日军占据着墓园，继续顽抗。罗建秋抽出一个排，从日军后面隐蔽接近墓园。骑兵连会同7连，待墓园后面的枪声骤然响起，向下猛扑。没多久，被包围在墓园中的日军被全歼，日军山崎大队长、池田中队长和300多名鬼子，几乎全部被打死。这是川军战史中难得的全歼敌人的战例。
最终，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取胜。这也成为太平洋战争初期，反法西斯阵营屡遭失利以来的首次胜利。当年《伦敦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杨森之子杨汉烈回忆影珠山战役
全民配合歼敌三百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川军在影珠山战役表现突出。杨森的儿子杨汉烈，时任20军军部骑兵连长，对这次战役过程的回忆录如下：
在这次战役中，当时20军与云南部队孙渡军长的58军，于长沙附近及影珠山一带担任阻击任务。是时，我任军部骑兵连长。
敌人为掩护它的大部队安全撤退，派出原驻山西精锐的九旅团之一部，于4日晚窜入两军军部间隙，其先头尖兵，已达山顶，妄图强占山头，打乱我军阵势，为其后续部队开路。
我连担任军部警卫任务，于凌晨3时接军部电话，随即率全连奋勇上山。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以逸待劳，并配合134师400团李恒英1营和军部特务连各一部，奋力围击。敌撤至山腰丛林坟园中，负隅顽抗。
同时，山下133师又将敌后续部队截断合围，致敌形成困兽状。当时敌虽以空中优势，曾十数次俯冲低飞助战，但因两军临近咫尺，空军不起作用。
我军以坟园矮墙为屏障，短兵相接，不分官兵，全临围墙之外，集中全连手榴弹、掷弹筒，连续投掷，扑灭敌重机枪火力。同时，我轻机枪、冲锋枪发挥了旺盛之火力，从早到晚，战火激烈。军部迭电催促，迅歼顽敌。及至落暮，终将掩护撤退之敌300余人全部击毙。
计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枝，战刀 11把，其他装备无数。并击毙山崎大队长、池田中队长等军官十数名。这次战斗，不仅保卫了指挥部的安全，也使山下两军彻底地完成了截击歼敌之任务，迫使残敌撤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这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影珠山战斗歼敌经过。
纵观这次战役，是军队正面还击及侧击、尾击和敌后游击队、民兵协同作战的全民战争，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熊浩然湖南平江特别报道
原标题：浴血湘北 川军坚持抗战近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