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9日消息 3月9日（星期三）9时，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就特困人群精准帮扶、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和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实录全文：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惠及民生，共享发展。就扶贫、就业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
主持人
今天出席记者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李卫红。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
凤凰卫视记者
请问黄洁夫委员，中国的医改已经进行7年了，在每年的两会上都是热点，但是民众还是在说着看病难、看病贵这样的问题。请问您作为医生怎么看？同样作为医生，您怎么看医闹伤医的案件和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
黄洁夫
我今天很幸运，第一个问题问我的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是我的好朋友，凤凰卫视在去年对我的访谈、对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做了很大的促进，请这位小姑娘替我谢谢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今天你的发言也希望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刚才你讲的很对，医改从2009年启动以来已经六七年，每年都成为两会的热点。尽管6年来，医改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有一点跟老百姓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就是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缓解，所以成为两会的热点也是理所当然的。
黄洁夫
生老病死，大家关注是人之常情。同时这涉及到世界性的难题。凤凰卫视在香港，你们一定注意到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美国现在是大选年，他们争论的也很厉害，所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政府把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作为主要的民生工作，正在抓紧这项工作，尝试用中国的模式去解决中国的问题。
黄洁夫
很高兴你知道我是一个医生，我们政协的作用，我只能从政协委员和医生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从两个层面：一是从政协委员来说，政协委员的责任就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我们提出一些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你们可能关注到了，最近几天有很多政协委员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当然都是从政协委员的角度。我想好的意见政府一定会采纳，当然对政府决策部门有时候得听得见不同的意见，良药苦口，可能有些意见比较尖锐，但是这些政协委员都是希望医改能成功。
黄洁夫
另外，我想告诉这位小记者一个消息，我们每年有一次全国政协的大会。俞正声主席定了一个今年的调研题目，就是叫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由三个副主席带队，会后就要去调查，我和晓义会后就会动身，跟着韩启德副主席去调研。我们想了解各个地方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措施来推动医改，这是政协委员的责任。
黄洁夫
另外，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看病贵、看病难怎么去解决。医生总是说看病，所以我想用医生的语言。首先诊断一下看病贵、看病难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想看病难的原因，主要是优良的医药卫生资源在我们国家不足，其实我们有很多医院，有很多社区医疗所，但是很多都没有人去，都涌到大医院来，大医院是一票难求，小医院是门可罗雀，优良的资源不够。另外就是结构性的矛盾，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城市和农村分布相当不均匀，这样造成人民群众看病很难。看病贵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不是卫生经济学的专家，我知道国家这几年发了不少的钱，但是老百姓切身感受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国家2009年的医药卫生总支出国家是1.7万亿，去年是4.2万亿，6年增加了两倍，国家还是真正掏出不少钱。但是为什么出现效果不好呢？就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问题，我们制定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在某些阶段上完成了，可是从根本上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改革严重滞后。现在我们国家花的大量钱都被这些医院服务中间的虚高商品消化掉了，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从比例上下降30%，但是实际数字反而增加了，这就是看病贵。所以看病贵、看病难的病因是这样的，那怎么治疗呢？我开的药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把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黄洁夫
那怎么样发展呢？我总结的药方就是我们国家必须有一个和谐的、公平的、竞争的，特别是竞争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这是第一。第二，必须有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医务人员队伍。这两点是必须的，这两点如果缺一，那医改都很难成功。所以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只有依靠这两个因素才能解决。
中国教育报记者
请问李卫红委员，听说您在政协的时候曾经对老少边穷岛地区的教师做了不少调研，在推动国务院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中提了不少建议，请问您对乡村教师的下一步计划有什么理解？
李卫红
谢谢记者提问。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乡村教育占很大一块。而支撑乡村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力量是乡村教师。据统计，我们国家有330万乡村教师，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李卫红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和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主任一道去广州的湛江、广西的玉林调查走访过乡村的村小、乡村的教学点，也跟很多乡村一线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他们确实是令人敬佩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支撑农村教育这片蓝天的重要力量。他们默默无闻，奉献着自己的知识、才华，为留守儿童、为广大乡村儿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对他们这支队伍的关心，实际上就是关心我们中国最广大、最艰苦贫困的学校。
李卫红
调查以后，大体摸到了一些情况，我们总结了他们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教师的来源问题，比如他们的待遇问题，比如他们的培训问题，还有就是他们在职称评审等方面的问题。于是我们起草报告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意见，我们非常可喜的得到回复，政协的这些意见建议得到了采用，得到了重视，很多领导作了重要批示。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过程中出台了八条规定，去年6月份国务院颁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我们的六条建议很多都被采纳了。我们高兴地看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颁布以来，确实带来了非常可喜、显著的成效。比如农村教师的补充问题，据统计，去年有6万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特岗教师，中小学编制标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也实行了统一的编制标准，特别是对农村边远地区在编制核定过程中予以倾斜政策。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国家加大了农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力度，国培计划去年光培训乡村教师达到160万人次，培训乡村校长2000多人。特别是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上，中央财政下拨了综合奖补资金是22.8亿元，这个数字超过历史上的数字，受益教师达到了94万人。乡村教师总数是330万人，将近近三分之一的乡村教师在国家政策的资助下，他们的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总体上，国务院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出台之后带来了非常可喜的变化。
李卫红
下一步的任务，作为政协委员，我认为仍然非常艰巨，特别是在扶贫攻坚总体战略的目标下，乡村教师存在的一些问题，相信会得到有效的、有力的解决。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加大支持力度，因为政策再好，还得靠人来落实。这些政策、这些宏伟的蓝图和具体目标，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乡村教师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对乡村教师来讲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
李卫红
我个人建议，一是在支持力度上要采取超常规的办法，给予更大更必要的倾斜政策，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的财政更多的是在指导示范方面，地方应该是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主体。在规划地方“十三五”实施中间把乡村教师这块放在突出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视。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中国乡村教师的队伍建设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真正像人们所期待的这样，乡村的教育强，中国的教育才能强。谢谢大家。
新疆电视台记者
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新疆的贫困发生率从32%下降到15%，减贫脱贫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历史少有。请问范小建委员，从这组数字您怎么看新疆的扶贫特点？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让7000万贫困人口共同奔小康，要达到这个目标，请问现在还面临着哪些困难？您有哪些建议呢？
范小建
非常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三个问题，所以我逐一来回答三个问题。新疆的扶贫工作在“十二五”能够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我想对于新疆的各族人民来说，这都是一个大好事、大喜事，首先应该表示祝贺。同时，“十三五”的新疆脱贫攻坚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范小建
新疆的贫困发生率虽然从32%降到了15.8%，但是在全国仍然是贫困发生率较高或者最高的省区之一。另外，新疆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贫困，比如说南疆地区、边境地区、高寒地区，这些既是新疆的硬骨头，也是全国的硬骨头，在“十三五”脱贫攻坚过程中，对于这些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一定要咬住不放，攻坚的难度确实是很大的。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想法。
范小建
第二个问题，全国所面临的困难。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减贫事业确确实实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世行有过一个说法，过去几十年，全球减贫成绩的70%是来自于中国。按照2300块钱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是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减少了7.1亿。就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我们还减少了1亿多。应该说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显而易见，剩下的这5000多万人，也确实就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具体讲，这个硬硬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可以从这样几方面来看。
范小建
首先，贫困的程度深。我们所说的贫困程度深，就是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第二，长期贫困所占的比重大。所谓长期贫困，也就是一般人们常说的贫困代际传递。第三，特殊类型。生态型的贫困、社会发育型的贫困、边境扶贫、地方病的高发区，这些都是特殊类型的贫困。显然，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特殊贫困，都是需要加大投入的。而我们刚好遇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就业、增加投资这些方面都面临着较大束缚和制约。所以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更何况越往后，扶贫工作的精准度、精细化的要求越高，现在在一些制度和办法上确实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当然，还有一个返贫和相对贫困的问题等等。正是因为“十三五”脱贫攻坚的任务确实很艰巨，难度确实很大，所以中央才作出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样一个决定，才提出了层层签订责任状的要求。
范小建
第三个问题，有什么建议。我主要谈两点：一是处理好深度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关系。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有的省在“十二五”期间，贫困总量减少了60%，但是深度贫困只减少了25%，可见深度贫困的减贫难度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看到贫困是相对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说现在一下子就把贫困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强调了贫困的相对性，而忽略了对于深度贫困的关注。这一轮脱贫攻坚的最大特点就是啃硬骨头，所以对于深度贫困一定要咬住不放。
范小建
二是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的关系。现在层层都签订了责任状，甚至排出了减贫脱帽的计划。各级干部压力很大，当然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防止急于求成。因为急于求成就淡化了甚至忽略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任务越急越要把发动群众，群众的参与放在重要位置。我认为应该把群众参与作为我们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教育台记者
春节过后，网上流传这样一张图片，7岁的小男孩在和即将离乡的母亲分开时哭喊“不要对我这样”，小小年纪和父母分割是我国农村6100万留守儿童的缩影。请问刘长铭委员，扶贫先启智。您对于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有什么建议？
刘长铭
刚才你说的那张照片我也见过，看到这些照片时，我也是百感交集。刚才李部长谈了农村教育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和乡村教育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我的一些想法更接近于具体的可操作层面。留守儿童是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父母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应该关注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乡村学校和留守儿童有了一些了解，像大家听说过的一个老师、一两个学生的学校，那种村小我都亲眼见过，而且我跟他们的老师做过一些交流。
刘长铭
我非常钦佩他们的精神，也非常感动。但我确实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重视、需要研究，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需要我们去帮助这些老师不断地改进工作，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在农村考察过程中，我感到我们党和国家对于乡村教育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留守儿童，因为我们考察的这些学校里大部分是留守儿童。我看到一些比较成规模的学校，所谓成规模的学校也就是一二百名学生，他们的校长跟我说，原来有五六百名学生，现在少了，有一二百名学生，他们的营养早餐都能保障，鸡蛋、牛奶都能保证，这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在三年前，教育部等五个部门出台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工作意见，最近国务院又出台了关爱留守儿童的意见，这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这个工作的高度重视。
刘长铭
我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要强化政府的责任，教育是一个民生工程。作为政府来说，强化政府的责任就是要真正切实落实这两个意见的精神，特别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村小存在的意义，它对于打造乡村文化的重要作用。过去我们撤并是从效率考虑来推进乡村教育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要看到一个乡村的学校对于这个乡村文化的建设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刘长铭
再有，全社会要关注这些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和城镇的孩子相比，他们可能没有比较早的进行开发或者说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过早的进行各种训练。但是无数事实证明，这些乡村的孩子，包括留守儿童，他们将来可以成长为行业的能手，可以成长为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教授，甚至院士，甚至于诺贝尔奖的得主。我觉得他们未来的发展存在着无限可能。我曾经请原来北大的周其凤校长给学生做了一场报告，他讲了他的童年，他出生于湖南农村，小时候非常苦，交不起学费，他是靠老师资助他学费上学，到了家里有钱的时候再把钱还给老师。所以我看到网上他抱着他母亲的那张照片，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说实在看到这张照片我也眼睛发热，因为我了解了他的童年。1998年获得诺贝尔学奖的崔琦，他就是河南农村的孩子，他小时候很多时间是帮他的母亲到地里干活。但是他们后来有了很好的发展，只要我们对他们给予足够的关注，我想他们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如果不给予留守儿童和乡村孩子足够的关注，那我们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农村的孩子、留守儿童，我把他看成是人力资源有待开发的“富矿”，他们有着无限的潜能，他们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
刘长铭
第三，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我们要研究乡村办学的规律。乡村学校不能是城镇学校的那种模式的复制，乡村的教育也不是城市升学教育的一种简单移植。他们有着特殊的需求，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当父母不在身边时，他们在情感、心理方面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爱，他们有着特殊的发展特点，他们有着特殊的需求，我们应该研究这些需求，在研究这些需求的基础上来认识乡村学校的发展特点，怎样把乡村学校打造成一个他们温馨的家，能够更好地调节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来补偿他们父母不在身边的情感需求。我们的学校无论如何是难以或者不可能完全替代父母的，当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使得孩子和父母的感情更加拉近，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通讯手段，我们可以用视频的方式让孩子和父母经常沟通，在网上见面，这都是很好的手段。
刘长铭
第四，在研究乡村学校办学规律的基础上，在研究乡村学校教育特点的基础上，我们要加强教师的培训。我总觉得要关心教育，首先要关心教师的发展，有了好老师就有好学校。所以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需要有一个组合拳的方案，除了今天利用技术手段来向乡村学校、乡村教师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之外，我们还要在研究乡村教育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师的培训。要总结留守儿童的一些教育特点，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培训，打造一支适应乡村教育、特别是适应做好留守儿童教育的一支教师队伍。
刘长铭
最后，我们要培育一个教育人才市场。在今年颁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教育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方式解决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教师短缺问题。我们在考察乡村学校的时候，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乡村教师的缺编，教师师资不足。根据“十三五”规划的精神，我们必须打造一个我们国家的教育人才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培训，培训一批自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不属于某一个学校，他们可能属于社会，我们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购买服务首先要有市场，这样一个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教师合理的流动，教师合理流动就有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师编制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现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通过购买人才、购买教师服务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乡村学校阶段性的师资不足问题。
刘长铭
留守儿童、乡村教育是今天社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央一系列文件提出了五个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我们要把共享发展的理念体现在乡村儿童教育这个问题上。
经济日报记者
请问胡晓义委员，今年预算报告提出养老金将上涨6.5%左右，实现了十二连增，但这是自2005年以来养老金第一次涨幅低于10%，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调整？因为我父母对退休了，所以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胡晓义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你最后一句话非常打动我，我原来以为只有9000多万离退休人员，再加上一些专业工作者才关心这件事，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很关注这件事，而且讲到你的父母，我很感动，我认为青年人应该这样，应该更多的关注他们已经渐渐老去的父母。你观察的很细，确实在预算报告里讲到今年退休金的调整6.5%左右。其实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比较原则，预算报告里稍微讲的具体一点。我也注意到你的观察点，我作为一个长期做这方面工作的工作人员，我看待今年这件事有三个角度或者三个观察点。
胡晓义
第一，这是自2005年以来第十二次连续调整，叫十二连调，也是本届政府连续第四次调整，这就反映了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也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的，体现这么一句话，就是财政收入增长虽然放缓，但是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这个就属于该办的实事，属于不能少的实事之一。
胡晓义
第二，首次统筹安排。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是退休人员，不是像以往的报告里讲的企业退休人员，预算报告里讲的更明确一点，就是包括企业的，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这个过去是没有的，十二连调包括了机关事业人员，现在把两个方面统筹起来考虑了，这是去年开始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之后的一个新的进展。过去是双轨制，现在并轨了，基本制度并轨了，待遇调整的政策也是遵循同一规则，这样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就更强了。
胡晓义
第三，调整幅度浮动。你也敏锐的看到这一点，就是过去几年都是10%的调整，今年是6.5%左右。为什么这样？我把底牌给大家掀一掀。因为确定调整的水平主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或者说参数。
胡晓义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去年是6.9%。第二，财政的支付能力。去年全国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5.8%，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都比以前年度增幅要低。第三，物价水平。去年和这件事相关的城镇居民物价水平是1.4%，应该是比较温和的。第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去年是7.4%。第五，社保基金，就是养老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近几年虽然我们总的收入额还大于支出额，但是已经出现了收入增幅低于支付增幅的现象，何况企业还在强烈的呼吁要降低税费。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集合起来做一个调整待遇的方案，我认为取6.5%左右还是恰当的。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增长6.5%，预算报告里讲到，还是要对企业职工特别是待遇偏低的和艰苦边远的企业退休人员要适当倾斜，这就既体现了公平，也体现了差异。至于能不能保障基本生活，随着经济发展，不管增加多一点也好，还是少一点也好，最好年年都加，我想这是大家的期盼，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作出的努力目标之一。
湖北日报集团楚天都市报记者
请问范小建委员，在您担任国家扶贫办主任期间，曾多次到大别山革命老区进行调研，对于大别山片区的扶贫开发有什么建议？如何处理好老区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既换来金山银山，又保住绿水青山。刚才您提到中国新一轮的扶贫攻坚最大的特点是啃硬骨头，对于未来五年7000万的扶贫目标，政府的信心从哪里来？您认为现在的低保标准真的能兜住底吗？
范小建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大别山以前去过多次。大别山在14个片区当中是人口最多的一个片区，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片区，同时也是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的一个片区。根据2014年的14个片区监测数据，大别山，就是涉及到湖北、安徽、河南三个省区，大别山片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在14个片区当中是最高的，而贫困发生率在14个片区当中又是最低的。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大别山片区是有条件在14个片区当中率先实现“十三五”脱贫攻坚的片区。
范小建
刚才你讲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大别山区的生态条件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别山的产业发展应该特别注意保护生态的要求，在不降低森林覆盖的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这一点应该说还是有潜力的。
范小建
刚才你提到信心的问题，这几天有很多媒体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是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决定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任务确实非常艰巨。另一方面也要看清这个目标的含义，这个目标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到2020年要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有保障的同时，贫困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要达到或者超过2300块钱的水平。这2300块钱是指2010年的不变价，如果按照物价指数来调整，到2015年底，应该在2855块钱的水平，也就是说一天接近8块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目标又是一个比较低的目标，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当中的一个底线性目标。
范小建
为了这个实现目标，中央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当中提出了几个“一批”等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和途径，包括产业扶贫、移民搬迁、转移就业、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等，这些措施大多数是从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角度考虑的。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有一个低保兜底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前面那些措施还不能解决的话，对于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这部分人，就要通过低保兜底的办法来解决。低保兜底大概要兜多少人呢？现在从建档立卡的数据来看，恐怕不会低于2000万。随着贫困人口总量的减少，可能兜底的比重还会更大一些。如果没有低保兜底这一条，可能实现这个目标还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低保兜底这一条，就有了一个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应该说还是有条件的，应该是有信心的。现在一方面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一方面又要坚持把造血和输血相结合，这也是多年来扶贫工作所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
范小建
你提到能不能兜得了这个底，从建档立卡这个角度来讲，涉及到的低保对象不少于2000万人，目前民政部门所公布的农村低保对象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5000万，前几年都是在5200万到5300万左右，2015年底的数据是4900多万。所以从数量上来说，应该不是问题。现在关键是标准的问题。低保的标准目前低于国家的扶贫标准。在31个省区当中，2014年的数据，至少还有20个省的农村低保标准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所以有一个逐步实现两线合一的问题。
范小建
最后我想强调，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还要强调，贫困是相对的，现在所实现的是阶段性任务，对此要有非常清醒地的认识。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今天我了解了中国贫困的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听说中国城市也有贫困的问题，城市贫困的问题怎么解决？
范小建
你所提到的问题涉及到了在打破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情况下需要探索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十三五”脱贫攻坚主要是就农村的脱贫而言。多年来我们抓的扶贫工作都是指农村扶贫。
范小建
随着城乡发展的融合，城市脱贫问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现在这块工作还没有由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来解决，它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住建部等部门综合考虑。据我了解，城市的贫困人口没有单独的标准，但是城市低保是有标准的。目前城市低保人口的规模大体上是2000多万，实际上也起了兜底的作用。
胡晓义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第一，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第二，因残致贫或者返贫。这两方面都有对应性的措施，在医保方面，对于困难群体、对于家庭收入低的群体都有专门性的保障措施。对于残疾人，最近国务院刚刚发布了文件，对于困难残疾人群体有补贴，对于重度残疾人群体也有补贴，这个有助于解决城市贫困人群的问题。
北京晚报记者
请问黄洁夫委员，女孩怒斥号贩子视频让号贩子治理又进入一轮新高潮，有的说取消医生的加号权，甚至有的医院说要取消现场挂号，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否彻底打掉号贩子的生存空间？您认为怎样才能更好的解决号贩子问题？
黄洁夫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两天政协委员热议的题目。号贩子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要看一个好医生真难，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医生。同时不是救人救命花4500块钱，而是一个门诊号花4500块钱。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严重错配，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院没有人去看病。这个事情的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政协委员的心疼，大家感到很委屈，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正确反映医生合理的劳动收入。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昨天中午我们十多个政协委员坐在华北宾馆吃饭，我们十多个人中间有六个都是医学专家，大家都说他们的医院都有号贩子在炒他们的号，其中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号是8000块钱，他是一分钱拿不到的，他也不知道炒到8000块钱，所以医生感到很委屈，他一天要看60到100个病人，病人花几千块钱到他这儿来，几分钟就打发了，他也感到心里很疼，患者走了不是感谢他，而是满脸怒气，花了那么多钱几分钟就打发走了，医生也感到很委屈。这就反映我们国家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严重的结构错配，没有很公正的医疗卫生环境。
黄洁夫
刚才说抓黄牛，我们是支持的，依法逮捕这些人。但是抓这些黄牛和医生不能加号，同时有些医院取消门诊号，我们觉得抓人是对的，可是限制大可商榷，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断绝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是不可行的。这就像外科医生讲，外科医生治个病，腹腔脓肿，不能说切开引流了就解决问题了，切开排脓引流要好几天，过几天可能就复发了，复发还可能致命，所以要进行根治性的治疗，要把病灶切掉。怎么切掉呢？所以根治号贩子现象还是要靠推动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准确一点讲，就是要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发挥好作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把这个市场建设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怕用市场经济的规律，现在有的好象说到市场就是洪水猛兽。
黄洁夫
中央不断提出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医院体系，就是2万多家医院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革，该公立的就公立，该民营的就是民营医院，该慈善的就是慈善医院，把它分清楚，老百姓的选择就多了，医生的合理价格，他可以在不同的就医环境里可以很公正的体现了，不要说到民营医院就是诚信不好的医院，这是不对的，其实美国最好的医院都是私有医院，台湾的长庚医院是公益性的性质，比现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家公立医院都更公益。所以我们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疗，但是多元性的、高端的服务要开放市场，要让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办医，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把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这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来分配。所以这样才能很好的解决。
黄洁夫
讲到号贩子，我就想到了春运的票贩子，春运的票贩子前几年很严重，但是交通部门还是做了很好的工作，利用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他们大力发展了交通运输事业，比如民航，有很多飞机场，也有很多好飞机，还有高铁、公路，从资源上解决了供给问题，票贩子还有，但是现象大大减少。同时高铁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名片。我期待中国要通过发展，不要有医院的票贩子了，我们多出几个好象高铁这样的名片，同时中国的医护人员有能力、有信心产生几个像高铁一样的医药界好名片。
新华社记者
刚才听到有委员在回答问题时提到了残疾人的问题，据我了解，现在中国大概还有800万残疾儿童，他们的教育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请问李卫红委员，现在我国特殊教育还有哪些困难和挑战？怎么样更好的推动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呢？
李卫红
谢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残疾儿童的入学问题、残疾儿童的教育质量问题，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办好特殊教育是我们政府的重要职责，因为这个事情很严重，它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关系到教育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特别是它关乎到民生的保障、民生的需求，这件事情很大，比起受教育人口来讲，虽然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特别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各个部门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我们应该看到，在解决残疾儿童的上学问题上，接受良好的教育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义务教育阶段的普及率，残疾儿童入学率在不断提高，他们的办学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残疾儿童所需要的教育特殊老师和专业服务人员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面。
李卫红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并不平衡。刚才我说乡村教育问题，由于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在农村、在西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边远山区等地方，残疾儿童的入学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残疾儿童要上学，所要提供的条件、校舍、教具、老师等都不同其他普通小孩，由于办学条件的限制、办学规模有限，因此，该上学的是不是能够全部解决、全覆盖？在他们入学问题上是不是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要高度重视，是我们要推动的问题。
李卫红
下一步，今年政协把特殊教育问题列为2016年政协重点调研的内容，而且要召开双周协商会，专门请各个相关部门共同商谈如何把特殊教育办好的问题。我作为政协委员发表一点建议，如何办好特殊教育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
李卫红
一要建立起保障残疾儿童上学的必要教学条件，教育体系要建立起来。二要提供为残疾儿童教育必要的财政经费保障体系。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把残疾儿童上学问题办好是至关重要的。残疾儿童有特殊性，他上学也可能是随班就读，上普通学校，要视他本身的残疾程度。也许他的残疾程度不允许他随班就读，那就要上特殊学校，也有的残疾儿童要采取送教上门的办法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我觉得必须要根据残疾儿童本身的特点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李卫红
再有就是提供保障。我们有中央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具体政策方面的措施，比如规定30万人以上的县城必须要建一个特教学校或者特教中心，这项任务据我们了解落实的很好。像这样办学条件的改善、办学规模的扩大，包括提供必要特殊教育的专业化教师、专业化辅助人员，像这些事情需要国家花钱，就要把政策倾斜到这方面，多为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条件，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也需要各地政府的支持。所以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和大力推动下，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残疾儿童一定能够像其他儿童一样，在祖国的怀抱里幸福成长。
光明日报记者
请问刘长铭委员，我们知道您是北京名校校长，现在在社会上有一种择校热，前不久在北京的一所某著名小学附近卖了一套每平米40多万元的天价房。请问您对于择校热是什么样的看法？另外，现在很多名校在各地纷纷建立分校，您认为这种方法对缓解择校热是有效的办法吗？
刘长铭
谢谢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刚刚开会时，有一个年轻的小记者问我说你对于40多万一平米的学区房怎么看，我想来想去，我说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吧，我给婉言谢绝了，但是今天躲不过去了。
刘长铭
首先，择校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后，人们对于生活的品位、质量，对于精神文化就要提出新的需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现在关注了后代的教育，说明我们进步了、发展了。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可以理解。当然这对于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长铭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低幼年级家长中，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这样回答。如果是我，我不这么做。如果是我，我会把更多的精力，包括我家庭的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和质量上。这里头包括带孩子做各种活动，开拓他的兴趣，这里还有保护他的兴趣，比如带孩子去远足，做一些户外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意志。我觉得家庭教育应该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应该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品格、性情、兴趣，开阔他的眼界，开阔他的胸怀，使他将来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和学校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例证明，家庭教育是决定这个孩子未来职业成功、生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刘长铭
到今年，我做教育做了40年，集40年之经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改进家庭教育上。
刘长铭
刚才谈到一些优质学校建分校，我觉得这是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举措，从这些年来一些学校办的分校发展情况来看，我认为总体上是成功的，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扩大，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刘长铭
在这里我谈一点，在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兴办民办教育。刚才黄部长谈到，我们要把蛋糕做大，除了做大之外，我们还应该做出各种口味的蛋糕，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谈到，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标准化建设问题，改善弱势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优化教育布局。所以构建一个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担负着重要功能，公办的教育应该不断地推进公共教育资源的标准化配置，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配置的标准和底线会不断提高，而民办教育更多的向社会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谈到构建成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我相信我们把蛋糕不断做大和做出各种口味的蛋糕，择校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我们的教育会逐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主持人
本场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记者，再见。
原标题： 政协委员谈惠及民生共享发展记者会（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