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国将对证券法进行修改。
对此，京华时报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他建议，《证券法》应修改有关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要设计一套重罚的体系，使投机者在法律面前望而生畏。
谈上市公司造假
处罚过低是变相鼓励造假上市
京华时报：目前中国正在研究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其中关键一环就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但我们发现，目前的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力度比较小，如之前饱受争议的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在此次修改《证券法》时，是否有必要提高处罚上限，或者让造假企业直接破产？
贺强：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当时，我就认为推出注册制还缺乏配套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法律处罚并不配套。注册制又不用审批，出现造假现象怎么处罚？只处罚一二百万，犯罪成本也太低了，完全不利于注册制实施。处罚过低，实际上是变相鼓励造假上市，所以《证券法》中有关法律责任的条款必须修改，加重处罚。现在确实存在处罚太轻的问题，就是因为《证券法》最近一次修改，还是2005年，有的条款是1999年制定的。那个时候人均收入还比较低，涉及犯罪的金额也比较低。如果还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来处罚，实在是不可行，所以这些必须要修改。
我主张要重罚，审批越宽松越要依靠重罚。要像美国安然造假案一样，罚得你倾家荡产，罚得你进监狱，这是必须的。所以《证券法》有关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要设计一套重罚的体系，使这些投机者在法律面前望而生畏。别以为在这个市场上想骗什么就骗什么，想捞多少钱就捞多少钱，想骗钱是有成本的，要让他们不敢作假。
现在很多人没看到法律责任这一部分，对处罚的条款都不重视。《证券法》也放在最后那部分，那些违规行为，罚三五十万元，可能都不到违法金额的1%。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那么一个文明的国家，有鞭刑，就是让人记得一辈子。当然，我说的是原则，法律严格、处罚严格，不是学他们抽鞭子。
处理证券案件监管一线更内行
京华时报：当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不是违规、是不是欺诈上市、有没有内幕交易等涉嫌违法的行为，都是由中国证监会来认定的，只有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处罚之后，投资者才能够向法院起诉理赔，我们能不能让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前直接介入？
贺强：证券市场的案件比较复杂，经常是由中国证监会查处之后再移交给司法机关，一般都是这么处理。而且，检察院和法院缺乏股市专业人才，确实不好认定，规章制度都不熟悉。比如说“操纵市场”，我说你操纵市场，告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怎么来判定你操纵没操纵？他们不是业内人才。证监会发现股价异动，进行调查，查出问题，移交给公检法。因为他们是监管一线人士，他们更内行。不过，“e租宝”事件是个例外，公安机关发现有问题，立即采取手段冻结相关银行账户，最后扣下了100多亿元，否则可能一分钱也剩不下。
谈新三板市场
新三板应推出退市制度
京华时报：现在新三板的上市企业有5000多家，但实际上成交并不是很活跃，每天大约5亿上下的成交额，流通量严重萎缩，与当初设立新三板的初衷有一定的距离。您觉得新三板市场的问题在哪？如何解决？
贺强：现在的问题是，5800多家公司挂牌，但是只有1000多家是做市商交易，还有三四千家的协议转让交易。目前，有两成多公司自上市以来没有交易记录。可以让投资者自己判断、让市场选择，如果投资者都不买，就把它踢出市场。新三板这么多的公司，如果不推出退市制度，新三板市场就会变成垃圾场，必须有优胜劣汰。
新三板的初衷是解决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现在人为地竖起一道墙，把投资者和新三板企业、把资金和资金需求方隔断了。参与新三板的投资者必须有500万元的资产，这造成很多投资者想进来，进不来，这背离了市场建立的初衷。市场肯定有风险，上市门槛低，财务也没有要求，很多公司的业绩一般甚至亏损。但最重要的是信息披露，防止造假，这些制度做好了，投资者是有判断能力的。政府不能当家长，不能当保姆。
500万资产的要求，把95%以上的人都挡在外面了。股指期货50万元资产的要求就把90%的中小散户挡在门外，500万挡的人更多了。这个资产要求，阻碍了资本市场融资的功能。市场的核心就是交易，只有市场充分交易，公司才能够合理估值，只有充分交易，充分流通，才能够形成合理的价值，这是基本的道理。
搞注册制新三板最适合
京华时报：中央为什么强调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新三板又在其中扮演多大角色？
贺强：简单一个道理，多层次的意义很多，因为中国的企业是多层次的，从业绩排队来讲是多层次，从规模来讲也是多层次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中的，中国企业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为多层次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交易所、主板为大公司服务，但是三板可以为小公司服务。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交易所市场只是证券市场的核心，但是绝对不是主体，很多人以为核心就是主体，错了，主体应该是范围更加广阔的证券场外市场，而场外市场也要多层次，现在三板以外还要设立四板、五板。这样都做起来后，就可以使更多的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像美国，七成以上的证券交易都在场外，场内交易不到三成，占大头的是场外交易。
新三板现在必须和主板有所区别，它和沪深交易所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新三板对中小企业亲和力非常强，新三板的上市条件硬性规定就是一条，设立且存续超过两年，没有财务门槛，后来因为券商怕自己担责任，才把门槛提高了。新三板市场本身没有条件、没有门槛，只要企业想挂牌，就登记、备案、注册。所以搞注册制，新三板最适合。
很多根本上不了主板的企业，在市场那么低迷、缺钱的时候，一上新三板就活了、重新转型了、发展了。新三板确实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发展很快，去年底有5100多家上市企业，到现在5800多家。从挂牌家数来讲，远远超过了沪深交易所，也超过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这个速度世界之最。
谈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领域应推行分类监管
京华时报：您今年提出了《关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证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提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怎么看？
贺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发展互联网金融可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在金融领域创新也需谨慎。我们应该实行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于蚂蚁金服等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具有大数据能力的大机构、大公司，我们应当在政策上给予鼓励与帮助，促进其规范化发展。而对于没有资质的公司与个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一行三会”应该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订立有关的资质条件，并负责注册把关，严格实行持牌经营。“一行三会”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有所分工，众筹属于证监会，第三方支付属于央行，P2P属于银监会，互联网保险属于保监会，这个可以理解为是分类监管。现在要考虑的是，在分类监管基础上，“一行三会”如何协同监管。
政府对征信机构应开放更多信息
京华时报：今年以来，讨论得最多的是大数据征信，您如何看待大数据征信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作用？
贺强：中国约存在8亿的潜在消费信贷用户。但是，在这8亿人当中，只有3亿有征信数据，没有征信记录的人数多达5亿。这种状况，是无法满足互联网金融这种普惠金融发展需要的。建议政府向市场化征信机构开放公积金、社保、低保、婚姻状况、水电煤、交通违章罚款逾期等居民信息，盘活政府数据。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更好地开展征信服务，让没有信贷记录的人也能得到客观的信用评价，及时地对有信用的人提供各项互联网金融业务服务。
京华时报记者陈艳
原标题：贺强：《证券法》要设计重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