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仲呈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实录
搞文化的，应自觉认识到肩上的担子
艺术要“超功利”，不能只想赚钱
我认为不能用一种现象去掩盖另一种现象，比如，电影市场要赚钱，这没问题。但如果电影变成了不是化人的，而是化钱的，不是养心的，而仅仅是养眼的，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把这个事揭穿了，他首先分析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一种是物质的把握，就是经济的把握，就是靠资本运作。另一种方式是精神的把握，有多种样式，缺一不可，有政治的方式，有历史的方式，有哲学的方式，有宗教的方式，有艺术的方式。因为人是精神动物，而且是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人有精神家园需要坚守。
艺术究竟是干啥的？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人不能只是物质地把握世界，如果只是这样，就是靠资本把握，而一切资本运作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赚钱。但人类的艺术创作，是为了精神地把握世界，中国从老子庄子孔子一直到近现代，从近代梁启超一直到现代的朱光潜，概莫能外。审美地把握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最佳境界只有三个字——“超功利”，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辛苦十年泪，围着火炉熬着稀饭，不吐不快啊。写出来的时候没得什么票房，只有几个朋友传抄，按现代的观念，早就把他卡死了。但《红楼梦》不仅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不仅征服了中国读者，而且征服了全人类，不仅养了读者，更有趣的是，还养了一大群红学家。美术史上，那些大画家，大家知道的，最著名的一个，凡高，他生前的画一张都没卖出去过，死后才有人买，而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是后人确立的。照现在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就该把他卡死了，哪里还有后来的情况？人类的艺术史都要重写了。
一个民族在艺术问题上急功近利，是短视，是悲哀，没有前途，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万万不能这样做。所以马克思说，一个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赚钱，一个要超功利，超越钱。《资本论》第一卷，大家去翻。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是死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重视社会效益，同时尽可能地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筹起来。当两个效益矛盾的时候，要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我的电影好啊，我用心演的啊，什么《焦裕禄》《杨善舟》，你们不放啊，你到经理那儿一问，这东西要赚钱的。苏州十几个放映厅给我们评金鸡奖，我看了的，其他几个从早到晚，《小时代》《泰囧》。感受太深。
小沈阳不能进入民族文化的塔尖
今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看小沈阳，你想想看，在小沈阳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和在鲁迅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能比吗？我很忧虑。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艺术宝塔的塔尖上应该是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精华。一个领导曾经问我，你的文化偶像、艺术偶像是哪个？我说得很清楚，“文革”以前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文革”以后，发现过去有些“左”的思潮也遮蔽了一些大师，比如钱钟书，《管锥篇》写得好，还有《谈艺录》，也非常不得了。再一看，他的夫人杨绛先生留下来阅读世界艺术史的笔记，有些就是用外文写的。这些人也应该上去。还有陈寅恪，眼睛瞎了都能写。还有胡适，上世纪80年代他家乡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胡适全集》44卷，我一看，傻了，他的政治立场我可以不接受，但他知识之渊博，通历史、哲学、艺术、文学，那是非我辈能及。他帮助我们开阔视野，提升精神境界，帮助我们做学问。
上面说的这些文化大家，他们丰厚的积淀，深入的思考，达到的高度，理应构架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宝塔的塔尖。但现在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塔尖上的人，我说是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是不是？小孩子青少年一天到晚围着这些人转，不是带来娱乐的就排斥。文化宝塔上的领军人物，从鲁迅跌落到小沈阳，请问其间的文化落差、精神落差、人格落差有多大？我们不能一味迎合，造成的结果就是小沈阳爬到高头去了，鲁迅下来了。我觉得本来小沈阳加入到文化宝塔的塔座里就可以了，丰富性，多样化，这没错，但捧到塔尖就有问题了，在我看来，爬到塔腰都没得资格。
文化的塔尖在哪里？我认为是在图书馆里面，经过历史和人民筛选和确认了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名著。文化名著你读得越多，自己就越被提高，天天跟一些二百五的电视剧混，混到最后自己就成了个二百五。
恩格斯说的那么经典，怎么不用？
我带了很多博士，发现一个现象，女博士居多，考博士男孩考不赢女孩。结果我看博士论文，算了一下，不下20篇博士论文是围绕婚姻恋爱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来写。女性嘛，情感细腻，可以理解，但一研究学术资源，基本上是西方的，主要是弗洛伊德，女权主义，其他的都不要，居然没有一个人引用马克思主义。
我说，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讲两性感情，谁讲得最深刻？还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我认为说得最到位，翻译也翻得好，你们咋都不用呢？
“道德”这个词是我们中国的，发明权在老子，《道德经》。何为道？大道通天，右边是首都的首，左边是走之，道是人生哲学，这是道的来源。怎么才能行道？必须有德。德左边是双人旁，不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产生的，必须是一个人与他人或多人发生伦理关系才会产生德的问题；双人旁是行走的行的一半，跟行为有关；德的下面是什么？跟人的思想有关，心者，思想也。思想上面是打倒了、横着写的正直的“直”字。所以，何为德？一个人从行为到思想都正直，曰德，有德才能行道，故曰道德。多严谨的思维啊。我们现在一讲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倾向，只说儒学，这是不对的。道教里就有很多中华文化哲学的精华。
经典不能戏说，不能不讲引领
谁都知道因以弱胜强而进入人类战争史的经典战例——赤壁之战，可是现在却有人把它戏说成两个男人抢一个女人。提起曹操，人们就想起戏剧舞台上的三花脸，其实曹操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曹操是个英雄，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他征服东吴是为了这个，有人却把他写成是为了抢女人。后面的戏更不能容忍，说小乔是草根女，只有个干姐姐是卖豆腐的，丈夫是个赌徒，经常把妻子买黄豆的钱拿去赌光了，小乔深入群众，调解家庭矛盾，去劝姐姐，说小刘哥赌赌博搓搓麻算不得大错。晓不晓得麻将是好久才有的？明末才打纸牌，清末才有麻将。
我当时就说，这样戏说经典，颠覆历史，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不宜宣扬。后来周瑜要发兵了，小乔又劝周瑜，再后来她一个弱女子驾一叶小舟直奔营地而去。这叫历史吗？看完了我说，实在不敢恭维。据我所知，乱改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要被起诉坐班房的。
我们不能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领，应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不能啥东西能卖票房我就拍啥。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们讲文艺作品要“三性合一”，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和谐统一，似乎已形成了这个共识。
思想性、艺术性是创作文学范畴，指的是一个作品自身的品格，自身的品格是逻辑起点。自身的内容决定思想性，自身的形式决定艺术性，这就犹如男人女人是辩证法的一对对子。恩格斯致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我评价你们的作品是用最高的标准，美学历史的标准。恩格斯把美学的标准提在前面，是有道理的。
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品格，观赏性是观众的接受效应，是两回事。观赏性既然是接受美学范畴，就只能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问题，不能把它拿到创作美学范畴。观赏性不是不能研究，你不能推给创作者去三统一，因为艺术性其中之义就是要靠自身艺术品格和历史品格去吸引、引领观众。
要解决观赏性主要是提高观众素养，马克思讲过，再美妙的旋律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都是没用的。我也有这个体会，到维也纳去，你看维也纳的人民，代代相传，新年音乐会没什么花样，全是经典曲目，从白发老人到小孩，男的穿着燕尾服，女的穿着晚礼服，提前十分钟整整齐齐鸦雀无声地坐在金色大厅里。他们把这当作接受音乐文化的洗礼，是人生宝贵的经历。
在座的诸君，我们都是搞文化的，应该自觉认识到肩上的担子。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可以深刻地理解什么叫文化自觉，什么叫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在强国进程中的支柱作用。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要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千万不能唯洋是从，唯洋是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费孝通老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讲得很朴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的教育下，干了半个世纪到现在才悟出来，从事文艺批评大概也是16个文字：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为在自觉。
手记
2016年4月6日 成都
在北京已经待了近40年的仲呈祥，到了成都马上就说一口地道的成都话。
成都市文联把他请来，是为了让他为成都的文艺评论做一次培训，课堂设在成华区刚刚启用的图书馆。仲呈祥走进崭新的图书馆和文化馆，便有了回家的感觉，不仅在地域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精神上，也有一种回到家园之感。他一直认为，一个文化最能体现价值、最能代表尖端的地方，是在图书馆里。
他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经常跑到人民公园背后的成都图书馆看书，那个图书馆很小，很破，和现在成都市一个区级的图书馆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段泡图书馆的日子，在他的记忆里还是很美好的回忆。
仲呈祥的博闻强记是非常闻名的，他演讲从来不用写讲稿，也从来不用PPT，旁征博引，纵横捭阖，而且大量地引用原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话，到成都各个地方的楹联，信手拈来，绝不会错一个字。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文艺评论的若干思考。在整个过程中，他引用了大量总书记的讲话，而且总能把最重要的概念和内容提出来，运用于分析实际案例中。
演讲结束，听众冲上主席台，围着他继续请教和讨论。这在他是常有的事情。在记者看来，他演讲当中始终表达出来的对文化的尊重，产生了一种力量，激发了大家内心被压抑的文化热忱。
用他自己总结的十六个字来说，就是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为在自觉。
原标题：仲呈祥：文化化人 艺术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