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中都有自己的经历
记：你出生在偏远村寨，排行老大，弟弟妹妹一大串，家庭贫困，五六岁就在山地草坡放牛放羊，境况与文学的距离何其遥远……
阿来：我的故事中都是有自己的经历。少年时期，为了读书，我翻山越岭，走了150多华里崎岖山路，甚至一路采草药、打柴筹集书费和学费。同村的孩子没法坚持，又回到山上放牛放羊，但我顽强地走下来了。寒来暑往，我孤独地行走在山路上，还有学校老师那捉摸不定的无奈神态……我早年的小说里可以看得到这些生活的痕迹。
初中读完后我回到了村寨，与父辈一样出工出力挣工分。半年后，我成为水电建筑工地的民工。因为有点知识，被工程指挥部领导叫去学开拖拉机，因个头矮小，屁股下还得垫一块板子才能勉强把握方向盘……
记：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消磨你的意志。
阿来：我还当过一段卡车司机，开车在山路上跑长途，那种经验无与伦比，也给我现在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由此对故乡的山水与民族有了深刻体察。
我一直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后来努力考上了马尔康一所师范学校，开始了正规的汉语学习。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用汉语授课的乡村教师，被分配到一个更偏僻的山寨，要坐大半天汽车，然后公路到了尽头，接下来还要骑马或步行3天，翻越两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我待在偏僻的山寨，在寂静的冬夜开始了大量阅读。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的第一部历史书是《光荣与梦想》。第一部小说是海明威的。接下来读的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我没有写作方面的系统训练，不管是写诗歌还是后来写小说，只能是源自本能的发挥。
《尘埃落定》是个巨大的幸运
记：1994年，是你人生的拐点。
阿来：这一年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颇为周折，书稿送往好几个出版社都无人问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脚印十分看好这部作品，于1998年出版《尘埃落定》。这么多年来，藏族题材，故乡题材，是世界认识我的窗口，也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记得《尘埃落定》刚出版时，有媒体采访，问我对这本书有什么估价，当时我不假思索，说十年后我相信这本书还能摆在书店里销售。过后心里却有些惶然，倒不是不看重自己的书，而是那时出版业庸俗的市场化已初露端倪，读者对阅读的期许正被导往浅与陋，而不是深与雅，后来变本加厉的情形也时刻印证着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担心。但终究读书种子没有在这场娱乐至死的狂欢中消失殆尽，正是这样默然无声的读者群的存在，使我的话没有成为狂妄的谵语。时间消逝了10年，又消逝了5年，这本书还不断在重印，还在书店里出售，被那些我不认识的读者购买、阅读、收藏。在这样一个一本书出版之时就是被遗忘与湮灭之日的时代，对一个把文学看成一桩庄重事业的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人需要有难度的阅读
记：一本书的市场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接下来就成为畅销作家，但文学于你，自此有了更为深广的意义。
阿来：得茅盾文学奖后，我到浙江省乌镇去参加颁奖礼，准备了一份叫作《随风远走》的演讲词。天公不作美，颁奖礼正在露天的老戏台上进行时，下起了小雨，我觉得没必要让一干人淋着雨听演说，就只说了几句感谢这个那个的应景话收场。在那份没有宣读的讲稿中，我想告诉大家这样的话：一个作家一生会写好多本书，就像过去时代的父母，会生养好几个孩子。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所能保证的，只是在这一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尽我所能，无论是对作品外在形式优雅美感的追求，还是内在的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探询，都会本着向善的渴望，往着求美与求真的方向做最大的努力。但是，当这本书在手中完成，进入出版与流通时，写作者对它们的命运就无能为力了。这就像一对养育了多个子女的父母，看着一个个子女终于离开了自己的养护，去往人世间经历自己的一切，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他们随风远走的背影，给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我相信，书和人一样，都各有其几乎命定的际遇，当我完成了它，眼见它离我而去时，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祝它们一路走好！那时，我已有一种预感，不是以后所写的每一本书，都会有跟《尘埃落定》一样美好的际遇了。
后来我又写过几本书，包括长篇小说《空山》《格萨尔王》，都是我费尽心血写成的认真之作，但都再无《尘埃落定》那样的荣庞了。一个重要原因：我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径，在《尘埃落定》开辟出的熟悉的故事路径上重复制造。不是不明白商业操作，而是文学本身有超越商业利益的更高远的召唤。毕竟时代风气已大不相同了。我想，不管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比如假批判现实之名行黑幕的窥视，比如借想象之名而逃避沉重的现实去致远致幻，我的写作之路已经选定，我还将在自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记：不能成为畅销书作家未尝不是好事。你没有向消费主义投降……
阿来：我认为，大家的阅读要警惕消费主义，商人们疯狂地向读者推销没有难度的阅读和不让人进步的阅读，而且推销得相当成功。人需要有难度的阅读。
本报记者 蒋蓝/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