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的刘景轼回忆起他所经历的成都防空往事和遭受轰炸的历史。
9月18日下午2点30分，一声声或长或急的警报声，伴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回荡成都上空。街道上，有人打伞快步而行，有人驻足寻找警报来自何处……此时，98岁的刘景轼站在阳台上，听着这纵贯了他大半生的声响，不禁回忆起他所经历的成都防空往事和遭受轰炸的灾难。
据资料显示，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共出动数百架飞机，针对成都、重庆的机场、学校、居住区等繁华地段进行轰炸，仅成都就至少造成5000余人的死伤。
“以前警报一响，百姓就往城外跑，跑得慢命可能就没了。”再次听到成都响起防空警报，刘景轼感叹，“这是提醒后人勿忘国耻，记住民族曾遭受的灾难。”
防御空袭
四种防空警报成百姓救命绳
“那时候，警报一响全城都要紧张。”18日下午2点30分，成都响起阵阵或长或急的警报声，抗战期间在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刘景轼，感叹良多。
1938年至1944年，日军对成渝等西南地区，多次实施惨无人道的轰炸。为了应对日机空袭，成渝等地先后建立防空指挥部，对敌机活动预警监视及必要的防御。
“起初的几次轰炸，是针对机场等设施的，所以百姓的意识不够。”刘景轼说，直到“6·11”轰炸过后，百姓才明白空袭的恐怖。
为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成都迅速建立了预警机制。“那时警报分为4种。”刘景轼回忆，一是“预行警报”，不用拉响警报器，疑有敌机会飞临成都时，会有人员在各大街口手持黄布旗。二是“空袭警报”，会有警报器发出“呜呜呜”较为急促的声音，提醒日机已飞抵重庆等地，大街上全是往城外跑的百姓。
“第三种是‘紧急警报’，表示日机已经临近了。”刘景轼说，这时候警报声特别急促刺耳，百姓则禁止再跑动，得找地方进行躲避。最后一种“解除警报”，声音拉得特别长，表明日机已飞走，“防空警报就是一条百姓的救命绳啊。”
全城跑警
娃娃装背篼里 躲树林藏破庙
“现在的一环路，差不多就是以前的城外。”刘景轼说，跑了多次警报后，成都百姓都有了经验，会提前做好准备，“男的会把值钱的、吃的放进背篼，女人用床单扎成包裹装些物品，再放些零钱。”
警报一响，街道上便挤满人，有的赤脚就冲了出来，有的把娃娃放进背篼往城外跑。
“一口气得跑到城外，迟了就不准跑了。”刘景轼回忆，那时候成都四郊是乡村，树林较密，很多百姓就往树林、庙子里躲，等到警报解除后才敢出来。
往往跑了警报，也都累了饿了，有带了米的便挖灶熬粥，没准备的便拿些零钱来换。久而久之，城外的一些必经之地上，便支起了不少竹棚，有人在里面卖起锅盔、凉粉、馒头……这些能充饥的小玩意儿，后来还成了“名小吃”。
亲历轰炸
炸弹落在城里 成都烧成火海
跑过警报的亲历者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是一次次惨绝人寰的轰炸。
78岁的廖品正，是成都的一名退休教师。他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警报和轰炸。“每次警报一响，外婆就抱起我，要么往城外跑，要么找地方躲起来。”那时候，春熙路、盐市口都被炸得满目疮痍，“现在怕只有很少人清楚，春熙路曾被炸成废墟。”
“记得最清楚的是‘6·11大轰炸’。”1939年6月11日夜晚，蓄谋已久的日军派出27架飞机，突袭抗战大后方——成都，对东大街、盐市口、提督街等繁华区域，进行低空密集轰炸，猝不及防的成都市民伤亡惨重。相关资料显示，当晚日机共投弹110余枚，造成伤亡人数近千人。
“日军不光投下炸弹，还有大量燃烧弹，当晚的成都几乎被火海吞没。”参与救援的刘景轼，目睹了那晚的惨状，“一些侥幸逃出的人，要么坐在地上两眼呆滞，要么对着大火嘶喊亲人名字。”
当年的惨状让刘景轼记忆犹新，“大火烧了整晚才熄灭。”
老兵说
“9·18”拉响防空警报，“是要后人铭记历史”
刘景轼说，往往只有亲历过，才知道当时成都所遭遇的惨难，“我们很想迎击，但双方差距太大……每次见到轰炸后的场景，都是特别地痛心。”
作为防空部队的一员，刘景轼说，“当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最好的预警，从遂宁、涪陵、垫江等12个地方都有监视点，只要一有发现立即分析预警。”
如今，距成都遭轰炸，已过去70余年。“那段历史，随着亲历者离开，很多人开始将它遗忘。”刘景轼说，“9·18”拉响防空警报，并不只是要记住那天，更要记住的是整个艰苦卓绝的抗战，“警报的再次拉响，更大的意义是要后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原标题：98岁防空老兵回忆“成都大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