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
“空间格局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是城市发展战略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和根本支撑。任何宏大的战略构想，没有科学的城市空间战略作支撑，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首先提出的城市空间问题，足见其重要地位。”李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出，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那么，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空间战略，为什么需要从国际视角谋划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建设“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为什么强调构建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李霞一一为我们进行了剖析。
为什么需要从国际视角谋划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的伟大抱负’，需要大格局、大视野、大魄力。”李霞谈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首先要从国际视野、区域视角谋划成都外部空间坐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城市更多是复制东亚模式，而未来中国的世界城市将致力于创造“中国特色、引领世界”的新城市文明。未来中国的世界城市应该是在世界生产力革新中扮演特殊角色，具有更强大的全球交往能力，且具有优质生活品质和独特地域文化的城市。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城市的坐标上，成都都是一种极具标示性的独特存在，是一个拥有独特基因的城市。从国际视角来看，成都是亚太人口稠密地区的地理中心、‘一带一路’的衔接与控制中枢、西部地区的国际门户；从国家视角来看，成都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过渡区，既具有世界罕见的自然景观以及多类型的物种资源，又是多民族文化交界地区以及经济活动高密集聚区。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这种‘独特性’，因为在这些不可更改的基因中往往孕育着未来的‘先锋性’和 ‘示范性’。成都地处西部内陆，既不沿海也不靠边，面临现实的地理区位短板。但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成都迫切需要全面摒弃‘盆地意识’、全力打破‘西部宿命’，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和向西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全球资源整合和竞争。这既是国家在新时期赋予成都的重大使命，也是成都突破内陆、走向国际的现实途径。"
为什么建设“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
李霞告诉记者，国内外城市的形成，有的因军事防御、因资源开发、因工矿生产、因商品交易，还有因宗教活动而形成。而成都，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是典型的先有“市”然后有“城”，历史上“交子”的发明就是缘于成都商业贸易的兴盛。城市是一个大“市场”，在城市形成初期，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向城市中心集聚才能实现交易成本最低，“单中心”城市发展模式满足了当时历史阶段的发展需求。
但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密度不断增强，竞争不断加剧，成本日渐攀升，随之而来的是房价飙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单中心”弊端凸显，城市不断逼近甚至达到其承载力极限。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必须突破极限。成都平原城市的地形特征，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城市内部区域特征，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了先天条件，恰逢其时的天府新区正式获批、轨道交通时代开启，为成都拉开城市框架，突破“单中心”，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格局创造了现实可行性。成都的发展、繁荣在主城，实力在新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坚持主城发展和新城发展并重，改变沿袭千年的单中心格局，持续推动中心城区有机更新的同时，加快建设天府新区，着力构建“哑铃形”城市形态。同时，按照“独立城市”要求，高标准推进卫星城规划建设，做强城市发展的次级中心。
为什么强调构建大都市区空间结构
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从而形成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共享，人口、产业经济活动密切关联，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也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李霞告诉记者，“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大都市区形成和演进大致划分以集聚为主的强核阶段、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外溢阶段和以融合发展为主的高级阶段。当前，成都已经处在‘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外溢阶段，这与全会报告提出要顺应大城市发展趋势，拓展城市外部空间是完全契合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成都将是1小时轨道交通圈范围内，涵盖20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国家中心城市，开放紧凑的大都市区空间形态是成都的必然选择。构建大都市区空间格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一是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加快功能疏解；二是从圈层状到网络化，加强协调发展；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优化资源配置；三是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四是从混合功能到主体功能，强调功能导向。从现实路径来看，构建大都市区，首先就是要建立起基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的交通通道，使大都市区内部城市的发展由点汇成线，由线辐射到面，引导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内在经济联系，将区域合作诉求转变为城市发展的内生自觉。”
本报记者 李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