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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为什么 剖析成都城市空间战略

2016-09-19 07:41   来源: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编辑: 曾俊菠   责任编辑: 马兰

李霞: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

“空间格局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是城市发展战略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和根本支撑。任何宏大的战略构想,没有科学的城市空间战略作支撑,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首先提出的城市空间问题,足见其重要地位。”李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出,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那么,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空间战略,为什么需要从国际视角谋划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建设“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为什么强调构建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李霞一一为我们进行了剖析。

为什么需要从国际视角谋划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的伟大抱负’,需要大格局、大视野、大魄力。”李霞谈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首先要从国际视野、区域视角谋划成都外部空间坐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城市更多是复制东亚模式,而未来中国的世界城市将致力于创造“中国特色、引领世界”的新城市文明。未来中国的世界城市应该是在世界生产力革新中扮演特殊角色,具有更强大的全球交往能力,且具有优质生活品质和独特地域文化的城市。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城市的坐标上,成都都是一种极具标示性的独特存在,是一个拥有独特基因的城市。从国际视角来看,成都是亚太人口稠密地区的地理中心、‘一带一路’的衔接与控制中枢、西部地区的国际门户;从国家视角来看,成都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过渡区,既具有世界罕见的自然景观以及多类型的物种资源,又是多民族文化交界地区以及经济活动高密集聚区。我们需要格外注意这种‘独特性’,因为在这些不可更改的基因中往往孕育着未来的‘先锋性’和 ‘示范性’。成都地处西部内陆,既不沿海也不靠边,面临现实的地理区位短板。但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成都迫切需要全面摒弃‘盆地意识’、全力打破‘西部宿命’,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和向西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全球资源整合和竞争。这既是国家在新时期赋予成都的重大使命,也是成都突破内陆、走向国际的现实途径。"

为什么建设“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

李霞告诉记者,国内外城市的形成,有的因军事防御、因资源开发、因工矿生产、因商品交易,还有因宗教活动而形成。而成都,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是典型的先有“市”然后有“城”,历史上“交子”的发明就是缘于成都商业贸易的兴盛。城市是一个大“市场”,在城市形成初期,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向城市中心集聚才能实现交易成本最低,“单中心”城市发展模式满足了当时历史阶段的发展需求。

但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密度不断增强,竞争不断加剧,成本日渐攀升,随之而来的是房价飙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单中心”弊端凸显,城市不断逼近甚至达到其承载力极限。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必须突破极限。成都平原城市的地形特征,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城市内部区域特征,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了先天条件,恰逢其时的天府新区正式获批、轨道交通时代开启,为成都拉开城市框架,突破“单中心”,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格局创造了现实可行性。成都的发展、繁荣在主城,实力在新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坚持主城发展和新城发展并重,改变沿袭千年的单中心格局,持续推动中心城区有机更新的同时,加快建设天府新区,着力构建“哑铃形”城市形态。同时,按照“独立城市”要求,高标准推进卫星城规划建设,做强城市发展的次级中心。

为什么强调构建大都市区空间结构

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从而形成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共享,人口、产业经济活动密切关联,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也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李霞告诉记者,“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大都市区形成和演进大致划分以集聚为主的强核阶段、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外溢阶段和以融合发展为主的高级阶段。当前,成都已经处在‘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外溢阶段,这与全会报告提出要顺应大城市发展趋势,拓展城市外部空间是完全契合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成都将是1小时轨道交通圈范围内,涵盖20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国家中心城市,开放紧凑的大都市区空间形态是成都的必然选择。构建大都市区空间格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一是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加快功能疏解;二是从圈层状到网络化,加强协调发展;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优化资源配置;三是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四是从混合功能到主体功能,强调功能导向。从现实路径来看,构建大都市区,首先就是要建立起基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的交通通道,使大都市区内部城市的发展由点汇成线,由线辐射到面,引导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内在经济联系,将区域合作诉求转变为城市发展的内生自觉。”

本报记者 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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