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国家监护”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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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
村委会“国家监护”孤掌难鸣
将进一步设关爱项目 聘专人照管类似未成年人
参与雷雷救助工作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傅艳认为，雷雷的救助情况不容乐观。“之前他呈现出来的状态让人很有信心，但现在我们也不敢保证救助能不能成功了。”
傅艳介绍，在未成年人工作中有三类情况，“一类是在逆境中，只要给一点支持就会上升；一类是处于逆境，能调动内因转变；再一类就是类似极端案例，处于逆境也没有向上的内因，就得单独想方法。”目前，雷雷由之前的第二类甚至偏第一类，滑到了第三类情况。傅艳认为，问题的关键仍在雷雷妈妈身上。“我们发现雷雷的情况呈现出一个起伏线，每当雷雷发生变化时，都与妈妈回家却不愿见他，也不愿问候他有关系。而我们又始终无法联系上雷妈妈，进展的不顺让雷雷觉得救助是失望的。”
这也是村委会的“国家监护”面临难处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想状态是，村委会进行临时国家监护，其余相关部门的服务体系跟上，再与家庭中的妈妈进行有效互动，在临时监护阶段就能把雷雷想跟妈妈生活的意愿达成，让他向利好转变。”傅艳介绍，而目前，在家庭因素缺失、其余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的现实下，村委会的“国家监护”显得孤掌难鸣。
“另一方面，村委会专业人员的缺乏、资金不足等原因也造成监护困难。”傅艳说，“目前我们基本敲定将在当地进一步设立关爱项目，聘请专人负责照管类似雷雷的未成年人，并支付其薪资、进行专业培训，解决专业人员缺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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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刘继同：
“国家监护”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和组织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刘继同认为，“村委会确实仅能在生活照顾方面尽力，其他方面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这也是一个现实，也正说明了‘国家监护’其实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和专业组织。”
刘继同介绍，目前“国家监护”的执行存在诸多难点，高皇村村委会的困境基本上能反映出这些难点所在：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一套专业服务体系；没有专门机构和专项经费。“对村委会、公安、街道办等部门而言，儿童保护只是原有职能的一部分，但儿童工作者又必须要求专业性。在服务体系上需要建立专业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服务要细化，警察有交警刑警之分，儿童服务也应该这样。另外，除了办公机构，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的儿童福利机构，需要固定经费，否则难以开展日常的运营。
独立儿童工作顾问杨海宇：
不仅要有人监护 更需要一个服务体系
杨海宇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在进行‘国家监护’时，无论是临时监护还是长期监护，都应明确监护职责，应包含未成年人的教育、医疗、心理、发展等多个方面，同时有具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能力的服务人员，有相应的儿童服务体系，在其熟悉的家庭、家族和社区的环境下进行，但目前国内在这些方面是缺乏的。
在雷雷的个例中，村委会缺乏经验和专业能力，也无相关培训，作为短期临时监护是可以的，但进行长期监护很难。“应该逐步建立儿童基本的服务场所，不仅是有人来监护，更需要一个服务体系，增加临时监护的能力。”杨海宇认为，在儿童保护工作中，应去培育和发展社区儿童组织、社会团体、例如“社区儿童之家”，能有专业社工参与，既有日常照管，又能了解孩子心理状况，提供关怀、辅导和及时资助。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原标题：“国家监护”困局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