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加哥、新加坡，到北上广深、天津、重庆、杭州、武汉，这些对标城市，或与成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转型环境，或与成都有较为接近的自然禀赋，或与成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城市发展历程，其共性，就是这些城市都是某一产业领域、某一地理范围的标杆。由此，折射出成都“对标”的量级和层级，也凸显成都的产业“雄心”。
（一）
2017年的成都，其城市与产业，在一个长期互动调整、新旧更替、动态提升的耦合过程中，已经双双走到剧变的前夜。
从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到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不仅是“名头”之变，更是实质之变；不仅是局部之变，更是格局之变、全局之变。
当成都完成了从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三级跳，成都的城市使命，已经不局限于四川、西部的引领辐射示范带动，而是要肩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形象、引领区域发展。而作为支撑的成都产业体系，也早已跳出一城一地，不囿于单一的经济体量的变化，而是立足于产城一体、产城同兴，着眼于区域带动力、国际影响力。
换言之，今时今日，成都的发展坐标系已经发生了深刻而鲜明的变化。在一个更纵深、更广阔的发展时空坐标系中，成都将寻找怎样的基点，去重构产业的空间轨迹？去重塑城市的经济地理？
（二）
从某种角度而言，成都产业发展大会给人最大的冲击，不是其宏伟的产业构想，而是关于城市间产业竞合的深刻剖析，是对标之下对成都不加掩饰地自我批判——
与上海相比，成都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成都造”总体还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与深圳相比，成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为深圳的43%，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仅为深圳的26%；与杭州相比， 2016年杭州文创产业增加值达2541亿元，占GDP的21%，成都两项指标均不到其1/4。尤其振聋发聩的，是兄弟“德比”：与重庆相比，成都的优势同样在减弱……每一步差距的丈量，都是科学的数据支撑；每一个单一数据的背后，都是理念、政策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累加。
毫无疑问，对标之下，成都发展的痛点、阻点，暴露无遗。
成都的官员们对此番情景并不陌生。“目前,在航空枢纽功能方面,成都对重庆、昆明等西部城市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4月4日，天府国际机场，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其履新后调研的第一站，便如此直截了当地“对标”。其后，“对标”成为成都各项规划制定、各项工作推进中的“常量”。到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对标”更被写入党代会报告中，由此成为成都重塑经济地理、重构产业，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方法论。
（三）
从本质上来说，方法论是一种实用性理论，是对现实世界运转规则的高度概括。方法论也许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但是，通过方法论，可以看到问题的内在矛盾，看到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因而，对标之于成都产业重构，绝不仅仅是数据的比较、分析、判断，而是以此反诸求己，去深入到问题的底层，去深挖现象背后的本质，去搞清楚成都到底要干什么、要干成什么；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经验照搬、模式照搬，而是去研究先发地区政策制定的深层考量和逻辑起点，去捕捉其谋划发展的战略格局和眼界胸怀。
由此出发，重新描绘成都的产业曲线，将是怎样一条完美的轨迹？
（四）
如果说城市的成长坐标通常由标位、标向和标准共同构成的三维坐标系，那么，成都产业发展的标位，就是“国际影响力、区域带动力”，这是事关城市长远发展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锚杆”；标向，就是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这是决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指针”；标准，则是“全球视野、国际标准”，有什么样的标准，就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基点，也决定了成都产业将因循何种轨迹。
与这一“标准”相呼应的，是产业发展大会上一份名为《成都与部分国内外城市产业发展比较分析》的配套文件。从芝加哥、新加坡，到北上广深、天津、重庆、杭州、武汉，文件中罗列的这些对标城市，或与成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转型环境，或与成都有较为接近的自然禀赋，或与成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城市发展历程，其共性，就是这些城市都是某一产业领域、某一地理范围的标杆。
由此，折射出成都“对标”的量级和层级，也凸显成都的产业“雄心”。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从对标城市的选择，不难看出，成都的产业发展，已不是四川成都、西部成都的概念，而是置身于链条顶端，置身于国际大环境，贯穿着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的全球视野，贯穿着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国际标准。
（五）
有趣的是，发明几何坐标法的笛卡尔，同时也是“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哲学命题的提出者。当我们审视成都发展的坐标，就会发现，其每一个精心选择的点位，每一条将要由此生发的曲线，都伴随着“我思故我在”这一关于自知和自省的思辨。
长期以来，盆地意识仿佛成了成都发展的一种宿命。造成这一现象，既因落后的思维方式、匮乏的专业能力，也源于局限的视野所导致的对外界变化的不敏感。外界千好万好，不如人民公园里一张竹椅。然而，画地为牢，难以支撑国家使命；井底之见，不能成就“大成之都”。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成都，有擦亮世界双遗产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有改写世界金融史的世界最早纸币“交子”。在法国旅行家古德尔孟笔下，她是“东方巴黎”；在马可·波罗看来，她是“东方威尼斯”。盛誉，不是因为盆地之中的“偏安一隅”，而恰恰是因为开放。开放产生交流，产生沟通，也才触发了创新，留下成都辉煌的历史一页。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未来的起点。对标，就是要立足大历史观，去梳理城市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教训；就是要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去贯通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路径下构建的产业体系，才载得动历史的辉煌，托得起未来的梦想。
（六）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成都正以全球为范围，寻找产业出发的参照系，殊不知，成都自身也成为其他城市的对标对象。2017年1月，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明确提出，要“振兴大西安、全面对标成都”。紧接着，西安各路人马一拨一拨先后赴成都考察学习。同时，在西安市举行的“追赶超越”擂台赛中，成都相关区县同样被列为重点对标对象，比如西安高新区提出的目标是“追赶北上，超越成都”；西安市未央区提出的目标则是“追赶杭州西湖，超越成都武侯”。
可见，对标，不等于自我否定，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标，也不等于自我沉沦，而是凝聚起“敢拼才会赢”的精气神，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后发赶超，最终弯道超车。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原标题：“高位对标”如何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