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规划是长远的引领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聚集、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遵循市场规律的过程，但规划也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说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是有机的两面。
政府的重要作用，就是科学规划，包括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布局等。这里需要专业的眼光和能力，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世界三大湾区”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它们也同时非常强调规划的实施。
比如，东京湾区内的一都三县，包括若干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保持区域建设的长期性和协同性，主要依靠规划。大东京规划之下，每个地区有各种规划，如千叶县有千叶县的规划，千叶县自身又有临海部与内陆部的规划等。所有这些规划的衔接都由智库居中协调。
而回顾纽约湾区的形成、发展历史，除了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跨行政区域的统筹协调规划也起了重要作用。纽约区域规划协会，是纽约湾区近百年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定位，包括硅谷的形成和发展，政府很少干预，但湾区还是建立了一些区域治理机制，帮助协调区域问题，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空气质量等方面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和管理。
借鉴“世界三大湾区”的经验，成都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生产生活生 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和城市发展的宜居性，需要科学而长远的规划。
因此，成都提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经济地理，显然是有的放矢。
按照相关规划，成都要构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系，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十字方针”，着力构建以龙泉山脉为中心，南北双向拓延、东西两侧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推动成都进入“双城”时代。
五、防治大城市病要未雨绸缪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大城市病的困扰，比如拥堵、污染、高房价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大城市病”的危害在于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但不能认为，它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是不得不接受的代价。
我们不仅要治理大城市病，更要尽可能避免大城市病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世界“三大湾区”走过的历程，提供了他山之石，也提供了前车之鉴。
比如，东京湾在战后工业化前期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教训非常深刻。而对于拥堵，东京提高了高密度人口聚集下的管理、运营能力，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圈，却是城市病最少的一个。
纽约湾区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基础设施落后、住房成本高企、自然灾害频发等。纽约地铁是纽约基础设施落后的典型案例，延误、停运、换线等都是家常便饭。
至于旧金山湾区，住房和交通是长期困扰旧的两大难题。湾区是全美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削弱了湾区这一优势。旧金山湾区成为美国人口外流量最大的地区。
截至2016年底，成都管理的人口已达2030万，三个圈层的经济结构和环形交通组织方式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
据测算，到2030年全市经济总量将达3.8万亿、人口规模也将突破2200万人的承载极限。如果没有科学的应对方案，到时候的大城市病将更加严重。
对于已有的大城市病，成都需要及时治理；对于还没有发生的大城市病，成都需要未雨绸缪。
从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到产业发展的科学布局；从城市环境的治理改善，到城市管理的提档升级，世界“三大湾区”都给了成都经验与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
原标题：蓉平：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历程带给成都什么经验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