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证据鉴定“早产”
在律师及法学专家看来，该案件也是疑点重重，极可能是一起冤案。申诉代理律师称，当年定罪的关键物证只有刀子和烟头，刀子与陈国清有关，烟头则指向杨士亮作案。但从鉴定时间看，两份鉴定书都是在尚未取样的情况下出的结果，可靠性存疑。
承德市公安局1994年78号鉴定书记录：“7·30案”次日，承德双桥分局向承德市公安局送检一把带血迹的刀子，要求检验血型。经鉴定，刀上的血迹和被害人血型均为B型。但卷宗里显示，公安机关11月2日又从陈国清家提取了一把带鞘自制刀具。陈国清供述，两起案件他均是用的这一把刀子。
陈国清辩护人张连山曾在一审庭上追问：一起案子（“7·30案”），怎么出现两把刀子？到底哪把刀子才是凶器？
在终审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这两把刀子实为同一把刀子。鉴定人以“写错了”来解释鉴定时间的“早产”。
还有烟头，这是“8·16案”的唯一物证。卷宗记载，烟头当时是在出事出租车的后座脚踏板处发现的，但奇怪的是，公安当时并未按程序对烟头拍照。而后的鉴定书记录，这个烟头是1994年8月23日送检，经鉴定，被害人（出租车司机）血型为B，烟头唾液的血型为A，陈国清、何国强均为O，杨士亮唾液血型为A。
但陈国清是10月30日被传讯，11月3日被收审，何国强、杨士亮更晚。
辩护人当年在庭上提出疑问：烟头提取时没拍照、现场勘查时又无见证人，两项程序违规，如何能证明送检的烟头即为案发现场那个烟头？且8月23日嫌疑人还未被收审，鉴定又是如何做的？
对于鉴定时间的疑云，1996年7月25日，鉴定单位在原鉴定报告中补充称，对杨士亮等人的唾液血型鉴定是在1995年2月8日进行的，并加盖公章。但同刀子鉴定的说明一样，“写错了”并不能说服被告人家属及代理律师。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河北省高院当年发还提纲中，也曾追问：“上述两个问题，公安机关虽有说明，但可靠程度如何？”
未受重视的“真凶”举报
在陈国清等四家人为案件奔走时，刘成金的举报一直未中断过，但起先四家人并不知情。2015年8月出狱后，刘成金才见到四名被告人的家属。
刘成金告诉北青报记者，1995年12月，他因盗窃被抓。为了立功，1996年4月他在看守所写了第一份举报材料，举报飞机场包工头王江被杀案、山神庙沟及大石庙出租车司机被劫杀案三起均为刘福全、王树忠等三人所为（刘福全、王树忠两人后因飞机场杀人案等被判死刑，已执行，同案张某某被判无期）。
时隔多年，提及陈年细节，刘成金记忆力惊人。他说，1994年8月刘福全、王树忠等三人到他家躲避时，王树忠裤脚有血迹，还让给他找一把刷子。当时他妻子在隔壁屋坐月子，三人在西屋吃的饭。其间，刘福全口袋里有呼机的响声。凌晨4时，刘成金领着三人盗窃了附近一家粮店后，把他们送走。刘成金看到他们在栅栏门后拿走一卷东西，是一个坐垫和一个靠背垫。
几个月后，刘福全到刘成金家里打麻将时提了句：没事了，听说大石庙抓了几个替罪羊。刘成金称，还见过刘福全家的小孩拿着BP机当玩具。
第一次举报后，刘成金记得双桥公安分局某领导来提审时说过，后面两起案件你别说了，我们已经破案了。刘成金事后得知，自己也并未因举报飞机场杀人案而获得立功。当时，他还不认识杨士亮等人。
1997年1月，刘成金恰巧同杨士亮关在同一监室，眼见着杨士亮被夜审，然后被扶着回来。听杨士亮说完自己“太冤了”的事情经过，刘成金告诉他，“我差不多能给你办了。”杨士亮许诺重金谢他。
刘成金继续举报大石庙案另有“真凶”。1997年8月11日，承德市公安局作出书面说明，认为刘成金揭发材料纯属虚构事实，转移侦查视线。
河北省高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举报。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在发还提纲中还在追问：刘成金的揭发是否属实，与该案有无关系？
刘成金后来发现，他的揭发并未受到重视。2000年时他曾保外就医，回家问过妻子及岳父，公安可曾来调查询问刘福全借宿的事。听说公安没来调查，刘成金很生气：“如果一开始重视我的举报，别人就不用抓了。”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他仍坚信陈国清、杨士亮等四人并非“真凶”，并曾在2002年从监狱写信给杨士亮父亲，陈述他所知道的情况。2005年，刘成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检举，2006年河北省高院法官曾到他服刑监狱了解情况。
刘成金这一举报线索被河北高院认为无确凿证据支撑，不能成立。其理由只是所谓真凶另案被询问时，均否认作案（刘福全、王树忠、张某某因飞机场包工头王江案被逮捕），目前仍在服刑的张某某被询问时仍否认。
去年出狱至今，刘成金仍积极主动配合申诉律师调查取证。他说，如果哪天案件启动再审，愿意公开出庭作证，不怕得罪别人。
错案纠正缺乏制度保障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2001年，田文昌律师曾组织刑诉法学专家陈兴良、陈瑞华、樊崇义等就该案进行论证。专家意见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改判被告人无罪。专家们还指出，承德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本案中存在明显的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使得本案的办理过程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原则，也直接导致本案根本无法认定有罪。
卷宗显示，案件诸多疑问并未得到合理解释。尽管如此，2004年，河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中提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承认“本案在某些证据上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但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河北高院称该案“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但何种“具体情节”导致“从轻”判处，判决书上没说。
事实上，“疑罪从无”的原则在1997年的刑诉法中早已确立，其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009年，河北省高院驳回家属申诉，认定申诉不成立的理由包括“没确凿证据证明抢劫中烟头来源不合法、无确凿证据证明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得”等。
去年决定无偿代理该案申诉的律师李金星、袭祥栋称，他们已经向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被告知将会向承德中院调卷了解案情。他们还向能联系到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写信，寻求一切可能途径的帮助。
李金星曾援助过福建陈夏影案、海南陈满案等公众广为关注的“错案”（陈满案再审已开庭尚未宣判）。他深知，冤案在申诉环节会走得比较艰难，因为司法制度设计上缺乏积极有效的机制。
在此前召开的“省高级法院再审纠错功能研讨会”上，北大陈兴良教授提醒，目前处在冤假错案发现的高发期。这些冤假错案大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被暴露和呈现在社会面前。但目前缺乏法律制度规范与保障，单纯依靠有关部门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应当建设起一套冤假错案纠正的法律制度。
四名被告人的父母也在流逝的岁月中期待案件能出现转机。1994年案发时，陈国清孩子两岁、杨士亮孩子1岁，何国强正在相亲，朱彦强也未成家。
案情多年没有进展，陈国清、杨士亮先后离婚。四人的申诉全靠家里老人在跑。何国强母亲记得，为了省钱，他们没少吃苦，住过桥洞，也曾在石家庄一处窝棚子里挨过一个冬天，长了一身虱子。
如今他们跑不动了，更多时候是寄信、打电话。2015年，该案纳入民间洗冤项目“拯救无辜者”，由律师代理申诉，老人们轻松了一些。他们把多年积累的所有材料一股脑儿搬到律所，“不能不清不白地活着”。
原标题：“真凶”举报者为四杀人犯鸣冤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