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今印度）贩运的“蜀布”和“邛杖”，认为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到达南亚、西亚有一条商贸通道，这条“蜀—身毒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在成都博物馆举办的“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特展”上，有几件“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东汉铁锸。这几件东汉铁锸上均有“蜀郡”“成都”等字样的铭文。专家介绍，可别小看了这些铁锸。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铁器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铁器生产基地
展览现场一件昭通市博物馆馆藏的铁锸，颇为引人注目。它为“凹”形銎口，底边扁薄微弧并出翼形刃口，刃口右上方有残缺口，背面铸平，正面隆起，左右两边铸篆文“蜀郡”，中铸篆文“千万”，两面中空成槽以装木柄，右边铸文处锈蚀严重，为国家三级文物。铁锸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常用的一种农具，用来翻土和兴修水利。铁锸是汉代农田水利建设中重要工具之一。蜀地矿产尤其是铁矿资源丰富，战国时期，秦并巴蜀之后，“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中原先进冶铁技术被带入巴蜀，建立了官营的铁器生产场所。
西汉前期，蜀地制铁业取得长足发展，冶铁技术更加进步，铁器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汉承秦制，继续在临邛（今邛崃）、南安（今乐山）和武阳（今彭山）设置铁官，巩固了成都作为两汉时期西南地区铁器生产基地的地位。
巴蜀铁器对云南影响深远
通过《华阳国志》《史记》等资料可知：临邛（今邛崃）的制铁业在西汉初年已有相当规模。当时蜀郡铸造的铁器除了满足本地需求外，还销往西南。在今天的四川荥经、喜得、西昌，云南剑川鳌凤山，贵州赫章可乐等地，都发现有蜀式铁制品。但这一时期输往云贵的铁器数量仍较少，种类也非常有限。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巴蜀地区的冶铁业在之前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为鼓励边郡发展生产，东汉政府“凡郡县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
随着汉王朝在云贵地区开土列郡，成都平原向西南输入的铁器数量激增。成都铁制品主要发掘点包括云南剑川鳌凤山、呈汞天子庙、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昌宁、大理、昭通，贵州咸宁中水、赫章可乐、安顺等地，其中，云南的发掘点集中于滇东北靠近巴蜀之地，反映出巴蜀铁器对云南的影响。1958年，贵州赫章可乐镇出土一件铸有“武阳传舍比二”铭文汉代铁炉，是巴蜀铁器向云贵地区传播的又一实物证据。这一时期在云贵等地出土的铁器，既有与成都平原出土铁器形制完全一致的，也有相当数量带有当地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特征的，这表明随着铁制品传入，中原和巴蜀先进的冶铁技术也逐步向西南传播。
专家介绍说，战国至秦汉时期成都平原铁器向西南地区的输出，极大地促进了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铁农具的使用，提高了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云南昭通市城关等地发掘出大量描绘水稻播种和栽培等生产活动的汉代画像砖，反映了当地农业欣欣向荣的景象。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上成都平原铁器的传播，川西南和云贵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得到发展，中国西南边疆得以开拓和巩固。
成都早在汉代之前就是国际性都市
专家指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地区发现了铸有“蜀郡”“成都”铭文的铁锸，而铁锸的对外传播只是成都平原铁器外销西南的典型代表之一。事实上，蜀郡输往西南的铁器种类多、数量大，主要包括武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三大类。贵州西部和云南等地发现的铁斧、铁锛、铁削、铁犁、铁锄、铁斧以及铁三角架，在形制上都与成都平原汉墓中出土的完全相同。四川的木里、西昌，云南丽江、昭通等地同样也发现了铸有“蜀郡”“成都”铭文的汉式铁镢。这都为成都铁器及其铸造技术沿南方丝绸之路向西南传播提供了重要实证。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成都的蜀锦、蜀布、枸酱、铁器行销遥远的大夏（今阿富汗）、掸国（今缅甸），乃至更加遥远的地中海流域；海外的海贝、象牙、琉璃也来到了西蜀大地，使得成都早在汉代之前就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性都市。
原媛 本报记者 王嘉 摄影 张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