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的战时防疫联合办 事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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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疫情统计表
敌机投掷病毒，细菌战不只东北，还有四川
30年来，成都市民杨迤凭一己之力，查阅了数千万字的档案，四易其稿，写下了《日本细菌战在四川真相》。省档案馆研究抗战的老师说，她填补了抗战史上的一个空白。
对此评价，杨迤笑着说“过奖了”，持续研究这一课题的动力，既是为家里4名因此受害的亲人讨个公道，更是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杨迤出生于1946年的成都，父亲是一名绣花鞋手艺人。从杨迤记事时起，二姐的惨死在父母一声声叹息中得以浮现：1945年7月，杨迤年仅12岁的二姐，因为吃了一块母亲从街上买回来的一牙西瓜，之后三小时不到，就又吐又拉而惨死。像其他突然毙命的人一样，家里人并不知道她的死因，而是迷信地认为“上天在收人”。一年之后，杨家大姐1岁多的儿子，死于同样的症状。
直到30年后，学医毕业的杨迤被单位——一家职工医院指派负责防疫工作，接触到防疫方面的知识才突然醒悟过来：二姐和侄儿死时“吐淘米水、屙白尿”的症状，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他们都染上了霍乱症。
据杨迤讲述，除了以上两位亲人，她家还有另外两名亲人因感染鼠疫和炭疽病毒，一个立即毙命，一个被折磨几十年后痛苦离开。
“四个亲人先后染上传染性极强的细菌病，应该不是自然的传染，而是日本侵略者干的。”杨迤说，为了找出1945年6月至10月成都爆发流行的霍乱真相，她近30年来一直持续努力，终于找到了答案：“日本人在中国的细菌战，大多数人只知道东北、湖南等地，殊不知四川也是受害地。”
为了证明日军在成都大轰炸期间也曾开展过细菌战，杨迤走访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查遍了有关抗战疫情的档案。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廖世华老人对她说，“我清楚知道当时好多小孩去捡敌机撒下的糖果吃中毒死了，你一定要把这个写上！”
抗战亲历者廖正林、何长清告诉杨迤，他们至今清楚记得小时跟父母“跑警报”，当父母、邻居看见敌机低飞并放出大量烟来时，就会着急地大喊“快找东西捂住鼻子、嘴巴！日本人放‘毒瓦斯’了” ——那时他们就知道了日本飞机在放毒了。
她查到1940~1944年之间，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关于敌机投掷鼠疫杆菌、霍乱病毒及伤寒的防治处理办法的训令。训令告诫百姓不得捡拾敌机投掷的谷物、棉花、布条等物品。
她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份档案得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防疫全国最高防疫机构战时联疫联合办事处处长容启荣写的（民国）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的防疫工作报告，其中提到1940年8月重庆霍乱和1940年川北霍乱，《廿九年霍乱疫情统计表》记录四川该年霍乱患者421621人，死亡41787人。
今年5月16日，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常德市湖南文理学院举行，杨迤受邀参会，并提交了自己四易其稿的论文《日本细菌战在四川真相》，“我还在继续修改，争取以更多的史料来证实，日军也曾在四川施行细菌战，从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史实。”
原标题：三件遗物里的成都大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