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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崇鱼:我们的“长征”

2016-10-24 11:13   来源: 成都日报   编辑: 高赛琦   责任编辑: 史建婷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位于四川巴中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而将帅碑林的建立,与年近八旬的张崇鱼老人关系深远。奔赴全国各地寻访170多次,累计行程超过70万公里,造访1000多家单位,拜访6000多名红军后代及家属,寻访到13.8万余名红军战士英名……张崇鱼老人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的24年中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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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张崇鱼,1938年7月生,四川巴中人,中共党员,目前定居成都。现任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将帅碑林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红军后代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3年被评为四川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四川好人”,全国红色文化传播大使;2015年被评为四川省离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

手记

位于巴中市南郊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起将帅碑林,张崇鱼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名字。

从1992年开始,张崇鱼和他的同事们在没有专人、专款、专门办公室和电话的艰苦条件下,靠着自筹的800元资金,在20多年里,奔赴全国各地寻访170多次,累计行程超过70万公里,造访1000多家单位,拜访6000多名红军后代及家属,共寻访到13.8万余名红军战士英名,1.2万件纪念物品和两万多张照片……面对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不受信任等重重困难,张老没有退缩,对他而言,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比什么都重要。

如今快80岁的张老是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从一线退下来的他目前定居在成都青城山脚下。在家中,他仍在收集老红军的资料,同时在编写4本与红军相关的书籍。虽然退休,他仍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前行。

在4本书中,张老对《红后心声》尤为看重,这本书凝聚着老红军后代对于先辈的回忆,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载体,“我想让红二代、红三代们将这些宝贵的回忆永远留存下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红军精神照耀着我们国家的每一代人。”

对话

传播长征精神,我还有很多事未完成

建将帅碑林,承载长征精神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原因让您产生了建将帅碑林的想法?

张崇鱼(以下简称张):巴中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留下了太多革命先驱的事迹,红色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红色精神的影响也很深远。我生于斯长于斯,从小接触了许多革命先驱的光辉事迹,很早就将他们作为心中的榜样。

后来我一直在巴中基层工作,1992年,我担任巴中市人大常委委员、教科委主任,时值纪念红军入川六十周年,我有幸代表单位参加庆典。活动中,我对红四方面军在巴中的相关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特别是看到巴中子弟先后有12万人参加红军,4万余人为国捐躯,我心里触动很大。当晚我睡不着觉,就想着怎样去尽自己一份力,让全国人民都能了解到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感受到红色精神带来的力量。后来我想到,可以通过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树碑立传的方式,让后人来瞻仰和追忆。

记:为什么选择用碑林这种方式?著书操作起来似乎可行性更高。

张:的确,相比刻碑,著书更简单,人力物力消耗都更小。但石碑能保存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书则很容易腐坏和遗失。长征精神映射出的“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力量,碑林这种既能长期保存,又能有效承载的方式,我认为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然,这也与我之前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我在担任巴中平梁区委书记时,曾征集过中外名人的书家书艺珍品2000余幅,在巴中阴灵山刻立书碑1300块,建成了当时中国第四大书法碑林。我觉得用碑林这种方式来纪念革命先驱,能更长久更深入,而且还有新意。

四位老红军的感染与激励

记:有4位老红军对您建将帅碑林影响很大。

张:第一次给我内心带来极大触动的是一位叫张齐贵的老红军。1956年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到我们学校做了4小时的报告。讲到高潮时,他解开衣服,让大家看他身上的弹孔伤疤。他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老红军战士,我也是第一次被红军战士身上的那种无畏、坚韧、团结所感染。

第二位名叫张顺国,他是巴中人,不到15岁就参加了红军,在1947年沙家店战役中被打断了八根肋骨,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但依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20多年。1985年,我正在建书法碑林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遇到了他,他给我讲了许多与红军有关的故事,让我对他那种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敬业爱国精神充满敬意。

第三位是尤太忠上将。与他相识是在1993年,当时将帅碑林已进入筹备阶段,我去广州访问他时,他是在病床上为将帅碑林写了1300字的序。

第四位是张爱萍上将。今天碑林中那座丈余高的标志碑上刻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这几个大字就是他题写的。老红军先驱们对革命事业和革命传承的热情、忠诚、关心,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激励着我。

24年“长征”,没有过不去的坎

记:碑林建设初期遇到些什么困难?

张:用今天的话来说,那真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省上批准了在巴中建设“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政府方面给了政策,却没有余力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于是一个“四没有”的困难就摆在了面前——没有专人、没有专款、没有专门办公室、没有专属电话。那真正是从零开始。

真是非常庆幸,当时达州有一位研究党史的专家,出版《红四方面军人物志》,上面记录了2000多位老红军的任职情况。我们通过这个桥梁,开始尝试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红四方面军老红军建立联系。我拿出了仅有的800元存款,向全国发出了3000多封信函,阐述了我们建设将帅碑林的想法和意义。皇天不负有心人,陆陆续续就有老红军和他们的家属回信,通过多次信件来往建立联系后,我们开始了持续20余年的寻访之路。

记:第一笔筹资2700元可谓来之不易。

张:1993年外出寻访的第一站是同为革命老区的达州,之后武汉、长沙、福州和广州,绕了一个大圈后回到巴中。这一趟拜访了几位将军和20几位老红军,这些革命前辈对我们非常支持,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素材,还提供了共2700元的资金支持。钱虽不多,但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后续工作给予了巨大帮助,大家的工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正是感受到筹资来之不易,我和同事们真是一分钱都掰开来花。几十万公里的路,从来都是坐火车硬座,别说飞机,连卧铺都没坐过。到一座城市,住的都是最便宜的地方,吃也是能省就省。大家都没什么怨言,因为我们都是怀揣一份信仰,在信仰的支撑下,旅途中的苦远远比不上成果结出的甜。

记:比起舟车劳顿,不被理解和信任其实更令人沮丧。

张:在20多年的寻访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很多突发状况,有时甚至还威胁到生命。记得1998年,我们在青海寻访当地的老红军。可能年纪渐渐大了,再加上水土不服,我一直不太舒服,接着又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鼻血不止,吃不下饭,一吃就吐,后来直接昏迷。同事吓坏了,把我送到医院急救了一天一夜。醒来后我要求马上出院,因为住院费太贵了。不过那次寻访很成功。

不被理解和信任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当地的组织不认同我们的工作,拒绝老红军与我们交流沟通。第二类是老红军家属不信任我们,闭门不见。第三类则比较严重,有一次我们在寻访时,被人当成骗子,还报了警,把我们所有的材料证件都没收了。后来通过多方联系才澄清了误会。好在99%的老红军和家属对我们都很客气和照顾,甚至还热情地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请我们喝酒。在委屈郁闷时,想想这些好事情,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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