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张崇鱼，1938年7月生，四川巴中人，中共党员，目前定居成都。现任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将帅碑林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红军后代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3年被评为四川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四川好人”，全国红色文化传播大使；2015年被评为四川省离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
手记
位于巴中市南郊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起将帅碑林，张崇鱼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名字。
从1992年开始，张崇鱼和他的同事们在没有专人、专款、专门办公室和电话的艰苦条件下，靠着自筹的800元资金，在20多年里，奔赴全国各地寻访170多次，累计行程超过70万公里，造访1000多家单位，拜访6000多名红军后代及家属，共寻访到13.8万余名红军战士英名，1.2万件纪念物品和两万多张照片……面对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不受信任等重重困难，张老没有退缩，对他而言，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比什么都重要。
如今快80岁的张老是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从一线退下来的他目前定居在成都青城山脚下。在家中，他仍在收集老红军的资料，同时在编写4本与红军相关的书籍。虽然退休，他仍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前行。
在4本书中，张老对《红后心声》尤为看重，这本书凝聚着老红军后代对于先辈的回忆，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载体，“我想让红二代、红三代们将这些宝贵的回忆永远留存下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红军精神照耀着我们国家的每一代人。”
对话
传播长征精神，我还有很多事未完成
建将帅碑林，承载长征精神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原因让您产生了建将帅碑林的想法？
张崇鱼（以下简称张）：巴中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留下了太多革命先驱的事迹，红色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红色精神的影响也很深远。我生于斯长于斯，从小接触了许多革命先驱的光辉事迹，很早就将他们作为心中的榜样。
后来我一直在巴中基层工作，1992年，我担任巴中市人大常委委员、教科委主任，时值纪念红军入川六十周年，我有幸代表单位参加庆典。活动中，我对红四方面军在巴中的相关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特别是看到巴中子弟先后有12万人参加红军，4万余人为国捐躯，我心里触动很大。当晚我睡不着觉，就想着怎样去尽自己一份力，让全国人民都能了解到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感受到红色精神带来的力量。后来我想到，可以通过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树碑立传的方式，让后人来瞻仰和追忆。
记：为什么选择用碑林这种方式？著书操作起来似乎可行性更高。
张：的确，相比刻碑，著书更简单，人力物力消耗都更小。但石碑能保存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书则很容易腐坏和遗失。长征精神映射出的“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力量，碑林这种既能长期保存，又能有效承载的方式，我认为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然，这也与我之前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我在担任巴中平梁区委书记时，曾征集过中外名人的书家书艺珍品2000余幅，在巴中阴灵山刻立书碑1300块，建成了当时中国第四大书法碑林。我觉得用碑林这种方式来纪念革命先驱，能更长久更深入，而且还有新意。
四位老红军的感染与激励
记：有4位老红军对您建将帅碑林影响很大。
张：第一次给我内心带来极大触动的是一位叫张齐贵的老红军。1956年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到我们学校做了4小时的报告。讲到高潮时，他解开衣服，让大家看他身上的弹孔伤疤。他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老红军战士，我也是第一次被红军战士身上的那种无畏、坚韧、团结所感染。
第二位名叫张顺国，他是巴中人，不到15岁就参加了红军，在1947年沙家店战役中被打断了八根肋骨，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但依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20多年。1985年，我正在建书法碑林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遇到了他，他给我讲了许多与红军有关的故事，让我对他那种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敬业爱国精神充满敬意。
第三位是尤太忠上将。与他相识是在1993年，当时将帅碑林已进入筹备阶段，我去广州访问他时，他是在病床上为将帅碑林写了1300字的序。
第四位是张爱萍上将。今天碑林中那座丈余高的标志碑上刻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这几个大字就是他题写的。老红军先驱们对革命事业和革命传承的热情、忠诚、关心，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激励着我。
24年“长征”，没有过不去的坎
记：碑林建设初期遇到些什么困难？
张：用今天的话来说，那真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省上批准了在巴中建设“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政府方面给了政策，却没有余力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于是一个“四没有”的困难就摆在了面前——没有专人、没有专款、没有专门办公室、没有专属电话。那真正是从零开始。
真是非常庆幸，当时达州有一位研究党史的专家，出版《红四方面军人物志》，上面记录了2000多位老红军的任职情况。我们通过这个桥梁，开始尝试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红四方面军老红军建立联系。我拿出了仅有的800元存款，向全国发出了3000多封信函，阐述了我们建设将帅碑林的想法和意义。皇天不负有心人，陆陆续续就有老红军和他们的家属回信，通过多次信件来往建立联系后，我们开始了持续20余年的寻访之路。
记：第一笔筹资2700元可谓来之不易。
张：1993年外出寻访的第一站是同为革命老区的达州，之后武汉、长沙、福州和广州，绕了一个大圈后回到巴中。这一趟拜访了几位将军和20几位老红军，这些革命前辈对我们非常支持，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素材，还提供了共2700元的资金支持。钱虽不多，但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后续工作给予了巨大帮助，大家的工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正是感受到筹资来之不易，我和同事们真是一分钱都掰开来花。几十万公里的路，从来都是坐火车硬座，别说飞机，连卧铺都没坐过。到一座城市，住的都是最便宜的地方，吃也是能省就省。大家都没什么怨言，因为我们都是怀揣一份信仰，在信仰的支撑下，旅途中的苦远远比不上成果结出的甜。
记：比起舟车劳顿，不被理解和信任其实更令人沮丧。
张：在20多年的寻访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很多突发状况，有时甚至还威胁到生命。记得1998年，我们在青海寻访当地的老红军。可能年纪渐渐大了，再加上水土不服，我一直不太舒服，接着又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鼻血不止，吃不下饭，一吃就吐，后来直接昏迷。同事吓坏了，把我送到医院急救了一天一夜。醒来后我要求马上出院，因为住院费太贵了。不过那次寻访很成功。
不被理解和信任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当地的组织不认同我们的工作，拒绝老红军与我们交流沟通。第二类是老红军家属不信任我们，闭门不见。第三类则比较严重，有一次我们在寻访时，被人当成骗子，还报了警，把我们所有的材料证件都没收了。后来通过多方联系才澄清了误会。好在99%的老红军和家属对我们都很客气和照顾，甚至还热情地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请我们喝酒。在委屈郁闷时，想想这些好事情，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