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成事不得不有点犯规”
2012年6月12日,中国传媒大学也曾接受过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检查组的检查,检查组对传媒大学的预算、资产、财务三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曾经在财政部工作15年的副校长吕志胜,面对昔日的同事说:“这是对我校预算资产财务管理水平的一次检阅。”
但在3年后,教育部巡视组却发现,吕志胜作为分管学校财务的副校长,并没有正确履行行政监管职责。纪检部门的通报中称,他对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预算和有关部门向组织报告不实等,负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在纪检部门的通报中,财务混乱的表述并不少见。2015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巡视复旦大学进行通报时,首先点名的问题就是“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
一位在学校任教超过20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他就曾给苏志武发去短信,反映财务混乱的问题。有的老师在多个的学院授课,不同学院分别向财务处申报老师的工资,但工资没有细目,“最不清楚的是老师。这算不算财务混乱?”
当时苏志武迅速回复了短信,“会认真做”,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位学院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传媒大学的财务一直“严格得要命”,劳务费很难报销,一些老师做完项目后甚至很难拿到津贴,更不必说交通费。而这些费用却在北大、清华都可以报销,“他们的老师甚至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清华、北大)能报、你们不能?”
“光靠教育部给的钱,很多时候做不成事儿,要做成事儿不得不有点犯规。(一些项目)不请客,上级单位就是不批。”前述学院领导说。
2000年,中国传媒大学成为第五批教育部直属高校;2001年,正式列为“211”学校。在75所直属高校中,32所部署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干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而中国传媒大学则是局级单位,教育部可以直接决定其校领导的任免。
“楼新得像暴发户”
2015年11月,并不是纪检部门对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次巡视。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视组就曾进驻过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为期6周的巡视工作。当时的巡视组组长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朱玉泉。
2015年1月5日,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朱玉泉曾特别针对八项规定指出,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仍然超标配备办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现职和近年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均配备固定公务车辆和固定司机。
陈文申和苏志武都出席了这次的反馈会,并当场表态:“立行立改,抓好整改。”
然而,这一次巡视还发现了一起陈年旧案。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时任图书馆长将3万元公款存入母亲名下。但事发后,学校并没能及时发现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在该图书馆长被判刑后,学校又发生了一起被内部人士称为“后勤案件”的事件,但这起案件甚至没有按规定上报驻教育部的纪检组。中国传媒大学在南京开设的南广学院也曾因财务问题被调查,分管财务的时任副校长也因“行为不妥”而被免职。
这次,巡视组收到最强烈的意见是学校的基础建设。自从2006年5月苏志武担任校长以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将这所学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教学楼、操场、游泳馆、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等多个工程几乎同时进行。
2002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传媒大学“大兴土木”的节点。此前是人才和学科的深度发展,而在这之后则是硬件设施的高速建设。为了配合2004年的50周年校庆,学校早在2002年便开始兴建一批新校舍。但当时的建设工程远没有后来的浩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就因大兴土木而频发贪腐案件,直到2013年,高校的贪腐案件中有80%都与此相关。
朱玉泉也指出,中国传媒大学的基建项目“周期长”。苏志武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5年9月,他说:“如果还不能完工,我们就不开学了。”这是他在操场上对工地负责人说的一句重话。但显然这句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学校的操场已经修了3年,至今没有完工,已经有3届学生,没有参加过开学典礼。
在校内人士看来,项目的缓慢运作是因为策划时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一些项目的预算论证也不够充分、细密。功能定位甚至并不明确,经常导致设计变更、功能变更,边建边改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建工程进度。学校建设资金需求与有限财力矛盾突出。中国传媒大学里的某个博物馆,因为缺乏资金,一建就是10年。“我们这么多工地谁给钱啊?都是靠筹措的,” 一位接近校领导的内部人士说,“很焦虑的。”
于是,“转工地”成了苏志武的习惯。他曾是插队知青,做过车间工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消散的农民气质。“很土”,不少老师这样形容他。除了出席正式活动,他总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去学校各个工地转悠。有一次,他甚至穿着雨鞋,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拿着铁锹和工人们一起在修建的操场上铲土。
“我批评过他,”上述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校领导不应该这样。”另一位老师则更加尖锐地批评道:“这些亲力亲为的事情应该由校领导做吗?他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是教学吗?”
“现在的楼新得像暴发户,基础设施越来越高大上,学术的东西却越来越沉沦。”一位任教二十多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执着于硬件设施建设,是因为那些都是显性工程。现在学校的硬件发展远远超过了学术的发展。我们的学术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传媒行业的发展。”
不止一位老师流露出对上世纪80、90年代教学环境的留恋。那时中国的电视行业刚刚壮大,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刚好参与其中,相关学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发展”。虽然那时的校园里,最高的建筑只是一栋9层的主楼,土路两边还趴着一堆低矮的灌木丛。
一些师生显然不能完全接受校园环境的改变。原有的草坪被挖开,建起了小桥流水;柏油路被撬开,铺上了石板,道路无比宽敞,但行人道消失了。“这些真的有必要吗?”不止一个人这样问。
原标题:曝中国传媒大学落马校长曾被教师持刀威胁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