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
位于华西口腔医院旁的老建筑。
马悦然拍摄的闻宥。
陈寅恪全家
走在成都人民南路三段和小天竺街交叉口时，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路边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但大多人不知道，数十年前，陈寅恪、闻宥、吕叔湘等学者、大家曾在这座楼中居住、工作。这座如今被作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的二层小楼，曾经是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命脉的圣地。
盛极一时
中国文化研究所 列入成都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如今的成都市华西坝，高楼大厦和交通要道中，散布着数十座古朴典雅的近代建筑。这些青砖碧瓦的小楼，共同组成了四川大学近代建筑群。其中位于人民南路三段14号的一座二层小楼，从相貌上看并无太大不同，却被列入第二批成都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究其原因，这座面积400余平方米的砖木楼房，是曾经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当年的文化研究所被誉为“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命脉的圣地之一”。
成都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都与曾经生活在小楼里的人和发生在小楼里的事，有着悠长的联系。
74岁的谭楷，曾经在这座小楼中生活过6年。谭楷的父亲，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至1958年，谭家就住在这栋小楼的一楼。
79岁的金开泰，1964年初进入当时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的华大工作。退休前，金开泰曾因为写华大简史，看了几遍华大校史，从此便对学校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产生了兴趣。
通过两位老人的讲述，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闻宥、杨佑之、何文俊、吕叔湘等学者、大家一一浮现。当然，还有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国文化研究所。
满楼名人
由于缺少住房 教授办公和居住都在一处
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保留下来的小楼，上下两层，每层有8间。1940年建成至1952年间，先后有多位来到成都的教授居住。这座小楼连同周围的几座楼房，当年被称为天竺园。
“当时住房紧张，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很多人都来到成都。”谭楷回忆，由于缺少住房，很多教授办公和居住都在一个地方。
上下两层16间房子被一分为四。1940年初，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住在一楼右边的一间，另外三间便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地。
一楼另外四间曾住着何文俊一家。“何文俊当时是华西大学的教授，后来当了西南农学院(西南农业大学前身，今西南大学)副院长。”
二楼左边的四间，住着杨佑之一家。“杨佑之是中国会计名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商科，号称马寅初的头号大弟子。”
二楼右边的四间，曾经住着吕叔湘一家。这位曾经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过的语言学泰斗，当时也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后来主编过一本著作，名为《现代汉语词典》。
博采众长
闻宥网罗各路大家 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
提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始终绕不开闻宥。1940年初，闻宥被聘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只身到成都后，就住在小楼一层的一间房子里，他开始在这里着手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闻宥出任所长。闻宥本人是学术大家，不仅精通英、法、德、日四国语言，而且精通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但他仍然想方设法，网罗各路大家，“把中国文化最好的研究者，都请到研究所。”
另一历史原因，也帮了闻宥的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部、中部的高校被迫西迁。应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之邀，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都搬到华西坝，不少名家也随校来到成都。
受闻宥召唤，中国文化研究所大家云集，中国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古史学家董作宾、历史学家韩儒林等都成为研究所成员。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陈寅恪。
“我们翻遍了校史，只找到陈寅恪在华大的一个职务，就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金开泰说，陈寅恪之所以加入研究所，就是因为闻宥。
闻、陈二人在成都聚首之前，便有书信往来。在成都期间，陈寅恪对小自己11岁的闻宥大加赞赏，并撰写一副对联相赠：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
陈寅恪被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后，两个中外知名的语言学大师，开始了共同从事研究的生涯。对闻宥的语言研究，陈寅恪称赞说：“信为吾国此后治本国语言文字之学之楷模极有关系之文也。”
原标题：天竺园里二层小楼 曾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