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垃圾，怎么丢？
刘锦芬给出三个答案——
最早，垃圾随产随扫，街头江边一倒了之；
17年前，她所在的广西横县马鞍街社区，给每户发了一红一灰两个垃圾桶：一个丢可堆肥的生活垃圾，另一个丢其他垃圾；
如今，她家经营的卷筒粉小吃摊，摆了四个垃圾桶：一个放客人吃剩的粉，拿去喂鸡；一个放一次性筷子，送给邻里烧火；一个放饮料瓶，集中卖废旧；一个放塑料袋等。
从没有桶到两个桶再到四个桶，刘锦芬家的“垃圾倾倒史”，恰是广西横县探路垃圾分类处理的一个缩影。
2000年9月，饱受“垃圾围城”之苦的横县，被逼上梁山，开始了自发的垃圾分类实践。
17年探索，横县县城垃圾分类覆盖面已超过70%，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以上。越来越多的市民，像刘锦芬一样，已把垃圾分类当成习惯。
在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能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进而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大道理，都能理解；真实践，道阻且长。国内自2000年起就在诸多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虽历经多年努力，成效难言乐观。
难在哪，堵在哪？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习惯如何养成？小城横县的实践，值得解读。
堆“圾”成山
“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
“突……突……突……”一辆手扶拖拉机，打破了乡村夜的宁静。
坐在车上的吴文坚，手握铁棍，紧张四顾。
突然，几声狗吠传来。吴文坚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所幸无事，顺利抵达。
“倒！”“走！”
“突……突……突……”卸下一大堆垃圾，拖拉机喘着粗气，迫不及待地钻进夜幕。
忆及20年前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景，吴文坚感叹不已：“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
1992年，吴文坚进了横县环卫站，“那时，县城几万人，垃圾少，工作清闲稳定。”
扫了三四年大街，吴文坚慢慢发现，县城垃圾渐多，工作量陡然增大。再后来，吴文坚等壮小伙，被领导安排了“特殊任务”——偷倒垃圾。
吴文坚称之为“打游击”：白天踩点，晚上行动。“点”，一要离县城近，二要周边无人居住，三要能开进拖拉机。行动，在夜色掩护下速战速决。怕被人发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个点倒一两次就再不敢去。
有天晚上，已经10点。正在偷倒垃圾的环卫工们，被前来甘蔗林巡看的村民发现。“干什么的！？”一声大吼，环卫工们吓得落荒而逃——3车垃圾，才刚刚倒了半车。
从“城市美容师”到担惊受怕的“游击队”，吴文坚着实憋屈，憋屈背后则是无奈。
“以前，垃圾处理根本不是问题，果园农田争着抢着拉去沤肥；后来，生活好了，包装袋、塑料瓶等越来越多，杂七杂八，既难分解又难分拣，白送给农民都不愿意要。”县环卫站站长施培杰说。
随着城区建设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多，垃圾产量大幅上升。“上世纪80年代，县城垃圾日产量才十来吨。到90年代末，猛增至六七十吨，每年还以5%至8%的速度增长。”垃圾增长之快，让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洪为惊讶不已。
堆积成山的垃圾，总得有个去处。丢哪儿？
一开始，县环卫站在城郊殡仪馆附近找了几亩地做填埋场，没多久就填满了。垃圾太多，处理简单，又无法及时清运，填埋场臭气熏天。附近居民受不了，抬来电线杆卡住门口，阻挡垃圾车进场。
“上山下乡”，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游击战”越来越难打。偷倒再隐蔽，总有被发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了是环卫站“干的好事”，冲突时有发生。
“运气差时，被村民抓住围住骂娘，轻则清理现场，重则扣车、赔钱，实在丢丑。”令吴文坚印象深刻的，有两次。
一次，几个同事拉着3车垃圾，来到马岭镇清泉村。还没来得及倾倒，就被闻讯赶来的七八位村民围住。“县城产的垃圾，凭啥拉来臭我们？”“人扣下，车砸了！”好说歹说，赌咒发誓永不再来，村民才放行。
另一次就没这么走运，两辆垃圾车在云表镇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几个月。最后，靠县公安局出动警力，才将车开了回来。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儿倒。活，越来越难干。”吴文坚说，这种“清洁城市、污染农村”的做法，大家伙心里都不好受。
受累，受惊，还受气，不少环卫工人难以忍受，辞职走人。
进口，越来越大；出口，越来越紧。堆“圾”成山，成了常态。
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
逼上梁山
“分类成了头号任务，环卫站几乎全体出动，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以便随时翻垃圾”
坐拥一线江景，却不敢开窗欣赏。
为啥？
垃圾熏的！
西街、马鞍街沿郁江而建，本是县城的黄金地段，但两街石巷狭窄，环卫车无法开进。摆卷筒粉摊的刘锦芬和众街坊一样，索性将垃圾直接丢在江边，“眼不见为净”。经年累月，街道和郁江之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带”。恶臭阵阵，居民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闭。
“一年到头，就盼着涨几次大水，把垃圾冲走些。”刘锦芬说。
“黄金街”成了“垃圾街”，刺痛着横县人。垃圾问题，日渐摆上议事日程。
在施培杰看来，“搞分类，是被逼上梁山。”
“那时，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普及，建焚烧炉动辄几百万元，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而县城东郊那个4.7亩的填埋场，每年要租车清运两三次，费用没有五六十万元下不来，还常被附近村民阻拦。”施培杰说，堆肥成本最低，也最实际，“既然是垃圾不纯导致不能堆肥，那我们就通过分类来恢复纯度吧。”
分类，怎么分？不能想当然。环保、环卫等部门，历时数月进行垃圾成分调查。结果表明：“横县垃圾可大致分成两类，即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
民意调查同步启动。在街上发放问卷，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果出乎预料：饱受垃圾之苦的居民，对垃圾分类支持率高达87%。
有了充分准备和“大数据”支撑，横县垃圾分类实践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
山歌好唱难起头。试点放哪里？有人建议先易后难，从城北入手，“那里居民素质高，好搞些”；有人建议先难后易，“剃好最难剃的头，才有说服力”。
几番讨论，最终确定在“难度最大”的西街和马鞍街试点，“因为拿下这里，就没有拿不下的地方。”
方法不复杂。
两街236户居民，家家发给两个不同颜色的桶。一个放剩饭菜等可堆肥垃圾，另一个放塑料袋、饮料瓶等不可堆肥垃圾。
如此分类，看似简单，实有门道。“一是符合横县垃圾成分实际；二是简单明了，连老太太都一教就会。如按流行的可回收、不可回收来分，反而不好操作。”陈洪为说。
过程不容易。
家里多了两个垃圾桶，刘锦芬并没太当回事，心里还犯嘀咕，“往江边一丢，多省事，分什么类，麻烦！”
尽管有大喇叭、宣传单、秧歌队“狂轰滥炸”，不少街坊仍像刘锦芬一样，不以为然。
工作人员上门做思想工作，不想却被街坊们“将了一军”：“让我分类，可以！但你们得先把郁江边的陈年垃圾清走。垃圾不清走，分类我不搞！”
日积月累，郁江边垃圾“蔚为壮观”，臭气袭人。环卫站二话没说，清！
机动车过不去，就用竹筐一筐筐抬；铁锹不好挖，就用手去抠。用了整整一周，小山般的垃圾一清而光。
为“争取”刘锦芬等街坊，县环卫站还决定：每天下午上门回收分好类的垃圾。
“那段时间，分类成了头号任务，环卫站几乎全体出动，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以便随时翻垃圾，指导居民分类。”吴文坚回忆。
一开始，刘锦芬和家人不习惯、不会分。工作人员教了一两次，很快便学会了，“留个心，没什么难的。”
三月努力，终获回报：“两街”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达95%以上。
2001年4月，横县垃圾分类向全县铺开。
原标题：垃圾分类的横县样本（人民眼·城市管理）
